三
美国的新政治史学同新经济史学一样，也是在战后社会科学的勃兴与“计量革命”的推动下出现的。1957年，本森在《美国政治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呼吁历史学家更新对史料的认识，应当把报纸和手稿扩大为可以用数值来表示的史料， 以开拓政治史研究的新局面。 1961年，本森在新政治史学领域的代表作《杰克逊民主的概念》出版，它运用计量方法，借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分析19世纪中叶前后纽约州的民众选举行为，以此奠定了新政治史学的基本模式。至70年代，新政治史学进一步扩大了研究领域，注重分析种族、文化和宗教这些因素在政治行为中的作用。这一新史学派以衣阿华、宾夕法尼亚、匹兹堡和威斯康星大学为基地，取得了不少成就，与传统的政治史相比，其新颖之处除运用计量方法外，更突出的是它把行为科学的理论引入了历史学，为此，新政治史学家又常被称为“行为历史学家”。新政治史学派所确立的“政治行为模式”以下列两种为最著名：
第一，政治重新组合模式。这是由凯伊最早提出的，1955年，他在《临界选举论》一文中，对选举结果作出趋势分析，区分了不同性质的选举，一种是长期而缓慢的稳定性选举，另一种是短期而激烈的不稳定性选举，提出了研究政治变化的临界选举论或重要时期论。在凯伊看来，临界选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中选民的政治倾向发生了变更，这种变更便导致了政治的重新组合。这一理论为新政治史学家对政治行为和过程进行多因素分析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
在凯伊理论的基础上，政治史研究者把选举分成三种：维持现状的选举、偏离的选举与政治重新组合或临界选举。他们把美国政治史看作是不同政党体制的更替演进，各个政党体制是以各个政治重新组合的时期来划分的，而政治的重新组合取决于选民对政党公共政策的态度，因而政党体制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政策体制。
第二，种族文化模式。这是由本森和海斯所确立的。在本森看来，不同对立集团的政治冲突，其因可能不是比尔德所说的经济利益，而可能是种族和宗教的差别，若从人们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个性特征等出发，就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在《杰克逊民主的概念》中，他指出，属于同一种族和文化群体的成员的投票态度是同一的，这是解释大众投票行为和党派行为的关键。这之后，以克莱普那、詹森、佛米萨诺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史学家，通过大量的地区研究，进一步阐明和验证了种族文化模式。他们都把种族、宗教、文化等因素视为大众选举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尤其强调宗教因素的重要性。
这种模式在新政治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些学者对此也提出了批评，有论者认为不能排除对选民的社会经济因素地位的分析。总之，新政治史学也遇到了同新经济史学同样的问题，都需要纠弊革新，以开创新的局面。
四
战后，新社会史研究在欧美等国发展很快，以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过社会整体的历史研究，尤注重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历史研究，形成了新社会史学派。美国的新社会史学派在60至70年代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以哈佛、加利福尼亚（伯克利）、普林斯顿、约翰·霍布金斯和卡内基--梅隆大学为基地，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美国新社会史的突破口是社会流动研究，并以此确立了“社会流动模式”。60年代初，兰帕德在《美国史学家与城市化研究》、《城市化和社会变迁》等文章中，把城市社会看作是一个“生态复合体”，认为应运用社会学、人口学和人类生态学理论研究“城市化过程”，包括城市增长率的变化，以及人口年龄、性别、职业、种族的分布和变化等。他认为，在研究城市化过程中应着重于人口、环境、经济、组织机构这些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尤其要注重社会流动这一美国社会特征及其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城市化已为农民、劳工、移民等各种不同背景的人们提供了多种机会，使他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跻身于社会上层，而原先处于社会上层的人由于在激烈竞争中失败而沦为社会的下层。因此，美国城市社会中这种社会流动应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兰帕德的理论基础上，以塞恩斯特鲁姆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史学家，通过大量的城市史研究，建立了社会流动模式，由于塞恩斯特鲁姆的《贫穷与进步：一个19世纪城市的社会流动情况》一书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一些新社会史学家对美国社会阶级变动、城市人口变动、少数民族、移民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塞恩斯特鲁姆等人所确立的社会流动模式，则主要关注：
1.人口流动状况。塞恩斯特鲁姆在与耐斯合写的《流动的人群》一文中指出，人口流向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性的过程。由于“净流入人口”为数颇巨，城市飞快地发展起来，但城市的“总移入人口”要比“净流入人口”数多好几倍，因为城市移入人口在中年定居下来之前一般总要历经三个或更多的社区或城市。
2.阶层和种族的空间流动差异。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城市中，穷人、移民和黑人等处于社会低阶层的人群虽有聚居于某一特定区域的倾向，但却比处于社会高阶层的人群更具有流动性。
3.社会流动性。塞恩斯特鲁姆在对马萨诸塞州纽贝里港以及波士顿的居民研究中指出，在美国城市化过程中因机会的增多而产生了较显著的社会流动，但这种社会上下流动并没有造成太大的社会地位的变动。也就是说，蓝领和白领阶层的变动是有限的，处于社会低阶层的人群要摆脱贫困是很困难的。
4.移民与社会程度差异。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比处于同一社会阶层的其他人享有更有利的机会。某些欧洲的移民群体，如英国人、德国人和犹太人，往往发迹很快，而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则较为困顿〔10〕。
总的说来，社会流动模式研究推翻了过去把新政以前的繁荣时代称为黄金时代，并认为这个时代人人机会平等的普遍的观点。无疑，这些研究所挖掘和揭示出来的事实加深和丰富了人们对美国社会和历史的认识。
美国的新社会史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研究领域，由社会史而衍化为城市史，如由塞恩斯特鲁姆撰写的《贫穷与进步：一个19世纪城市的社会流动情况》，既是新社会史的奠基之作，也是新城市史的代表作，他归纳新城市史的特征是：运用社会学尤其是行为科学的理论进行研究、运用计量方法、注重普通人群。由此可见，塞恩斯特鲁姆所归纳的新城市史的特征也是新社会史的特征，随着新社会史的发展，除新城市史外，又增列许多新的分支学科，如劳工史、企业史、家庭史等，但随着历史解释的多元化与课题的分散化，以至无法作出“融会贯通的解释”。如何走向新的综合，这既是美国新社会史学派，也是整个美国新史学所面临与要解决的问题。
注释：
〔1〕〔2〕〔5〕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74页、131页。
〔3〕丹尼尔·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4〕参见张广智：《论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史学》， 载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
〔6〕新经济史学派，又称克丽奥学派（Cliometricians）。 克丽奥（Clio），古希腊神话中的缪斯女神之一，司历史。以“克丽奥学派”为名，反映了新经济史学派力图把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变成一种真正的和科学的历史学的愿望。
〔7〕福格尔：《新经济史初探》， 载项观奇主编：《历史计量研究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8〕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论》（续一），何兆武等译，《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
〔9〕见项观奇主编：《历史计量研究法》，前引书，第150页。
〔10〕参见塞恩斯特鲁姆：《新城市史回顾》，载《当代史学研究》，台北明文书局1982年版，第318-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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