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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藏书》考辨

李贽所著《续藏书》,是继《藏书》之后的一部专记明初至万历年间各类人物的传记体明代史。全书取材于明代的人物传记和文集,凡二十七卷,记载了明神宗以前约四百余人的事迹。该书因刊行于李贽死后,所以对它的真伪问题早在明代就有人怀疑,但一直未能澄清。为便于对李贽思想的研究,有必要指出其疑点并对其内容作些考辨。
    一、《续藏书》疑点分析
    李势好友焦厷在《续藏书序》中讲:“李宏甫《藏书》一编,余序而传之久矣,而于国朝事未备,因取余家藏名公事迹绪正之,未就而之通州。久之宏甫殁,遗书四出,学者争传诵之。其实真赝相错,非尽出其手。”由此可知,李贽确实写过《续藏书》。但全书是否都出李贽之手,焦氏已有怀疑。万历年间的吴从先注意到了焦氏的态度,他在托名李贽撰的《史纲评要序》中说:“夫以《藏书》焦太史犹不敢尽信,况此乎?”吴从先虽是为自己作伪寻求根据,但很显然他所指的《藏书》是《续藏书》。因为《藏书》是李贽生前刊行,焦厷不可能怀疑,而《续藏书》刊行比吴从先的《史纲评要》仅早两年,说焦氏对《续藏书》“不敢尽信”,当不是虚言。出生于万历年间的盛于斯更说:“近日《续藏书》貌李卓吾……其实皆叶文通笔”(注:盛于斯:《休庵影语·西游记误》。),否认《续藏书》为李贽所著。《续藏书》为什么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呢?这可能与它“惟一于扬善不刺恶”(注:《续藏书》卷首《李维桢序》。)的内容有密切关系。按李贽一生“俗之所爱,因而丑之;俗之所憎,因而求之;俗之所疏,因而亲之;俗之所亲,因而疏之”(注:《焦氏笔乘》卷二《宏甫高尚册后》。)的性格,不当附和世俗,在自己写的史书中,一味扬善不刺恶。难怪连《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续藏书》“因自记其本朝之事,故议论背诞之处比《藏书》为略少。”(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史部·别史类存目·续藏书》条。)看来此书确与《藏书》有异。下面试将二书做些比较分析:
    其一,二书体例不一致。
    《续藏书》体例,虽如李维桢所说:“与《藏书》略同。”(注:《续藏书》卷首《李维桢序》。)但这只是就因人因事立目而言,实则仍有不同。如《藏书》首列世纪,《续藏书》则无,《续藏书》记事起自明初,讫于万历年间,然于各帝几乎没有什么记载,书前《小引》(《续藏书》写作《开国小叙》)、《开国诸臣总叙》、《开国诸臣缘起》、《开国诸臣本根》,虽多记朱元璋一人事迹亦涉及到了明初开国重要大臣,但也算不得“纪”。若与后面的《逊国名臣记序》联系考虑,显然前者如同后者仅是一种序言。先不去考虑李贽著《续藏书》是否有作纪的打算,事实上仅传记部分也未来得及完成。从焦厷《续藏书序》可知,李贽写《续藏书》是在焦厷处开始的,而他在焦厷处是万历二十七年秋到二十八年春的事。万历二十七年冬,他有信给刘肖川(刘东星之子,名用相)说:“我自十月到今,与弱侯刻夜读《易》,每夜一卦”,并邀刘肖川同来读《易》,告诉他“若来,舟中多带柴米,此中柴米贵,焦家饭食者,六百余指,而无一亩之入,不能供我,安能饭客?”(注:《续焚书》卷一《复刘肖川》。)这可证李贽此时在焦厷处。那么,他写“国朝事……绪正之”,也一定在此时。焦厷所谓“未就而之通州”,只是笼统说法,实际是万历二十八年春,刘东星接李贽到济宁,在那里他编成了《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并节录了《阳明先生年谱》二卷(注:参见李贽:《阳明先生年谱》。),然后回到麻城芝佛院。不久,因再次受到迫害,马经纶先接他到河南黄蘖山躲避(注:马经纶:《与当道书》见《李氏遗书》附录。),而后又往北通州(注:《卓吾老子三教妙述》(又名《言善篇》)卷首《刘东星序》。)。在北通州他与马经纶研究《易》,写成《九正易因》(注:汪本钶:《哭李卓吾先师文》见《李温陵外纪》卷一。)。此时已是万历二十九年,第二年三月李贽便被捕死于狱中。试想从万历二十八年春,到万历三十年初,不足两年时间,其间除去东奔西躲之外,又完成了上述三书,再加上晚年疾病缠身,他那“未就”的《续藏书》能有时间完成吗?当然并不是说李贽离开焦家后,完全未再写《续藏书》,因为刘东星有《史阁款语》讲:“岁辛丑(万历二十九年),夏,李卓吾同马诚所侍御读书山中,……闻其病,以好著述故病也。老人甚不宜病,可奈何!所著何书,指示我!于是得《史阁》二十一篇以归。”(注:《续焚书》卷二《史阁叙述》附刘东星《史阁款语》。)按今存李贽《史阁叙述》题“岁万历辛丑,李贽书于马诚所读易精舍。”(注:《续藏书》卷十《史阁叙述》(《续焚书》《史阁叙述》未题时间)。)显然,这是在通州所作。而从李贽的《史阁叙述》、刘东星的《史阁款语》内容上看,这《史阁》二十一篇都是在讲内阁辅臣事,定当是今本《续藏书》内阁辅臣传中的二十一篇。也就是说,李贽在万历二十九年夏,《续藏书》内阁辅臣部分仅完成二十一篇。显然今存《续藏书》其它内容,仍未完成,否则他同样会交给刘东星。以此来分析,今本《续藏书》当是一部未完之作。
    其二,二书传记立目编排着眼点不同。
    现在我们抛开《藏书》世纪一体,来比较二书人物传记立目。《藏书》立大臣、名臣、儒臣、武臣、贼臣、亲臣、近臣、外臣八类,但每类下又层层分类。而《续藏书》立开国名臣、开国功臣、逊国名臣、靖难名臣、靖难功臣、内阁辅臣、勋封名臣、经济名臣、清正名臣、理学名臣、忠节名臣、孝义名臣、文学名臣、郡县名臣十四类,以下却再无细分。就大类而言,比《藏书》还多出六类,但《续藏书》虽分十四类,实则只是功臣、名臣、辅臣三类,与《藏书》八大类、几十小类相比,不仅包容量远不能及,而且无法全面反映一朝历史。《续藏书》无世纪一体,已失去了从纵的方面把握全局的条件,而单调的传类立目更局限了对人物的记载,诸如明代的宦官、宗室、少数民族、农民起义、倭患、城市市民斗争、科学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就无法全面反映。如嘉靖年间的倭患曾给东南沿海一带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李贽的家乡泉州就深受其害,李贽还亲自参加过抗倭斗争(注:《焚书》卷三《卓吾略论》。)。再如,有明一代少数民族起义一直是个严重问题。李贽曾讲:“余初仕时,亲见南倭、北虏之乱矣;最后入滇,又熟闻土官徭、僮之变矣。”(注:《焚书》卷五《蜻蜒谣》。)对自己如此清楚的大事,《续藏书》立目却未加反映。是何原因呢?
    《续藏书》不仅立目与《藏书》不同,编排原则也不一样。《藏书》人物传记的编排是李贽统观历代各类人物之后,根据其行事按自己的观点放入各类,甚至打破了朝代界限。如同是忠诚大臣,既有战国时的乐毅、蔺相如、鲁仲连,汉的张良、田叔、孟舒、张安世,又有三国时期的周瑜、诸葛亮、唐代的裴度和宋代的吕端、韩琦、李沆。这些人尽管生活时代各异,但因其行事略同,故排在一起。而《续藏书》基本按时间发展顺序编排,特别是前十卷只以开国与靖难两个时期的人物立传。内阁辅臣及其它各传也是按时间顺序编排。显然二书立目与编排,作者的着眼点不同。
    其三,二书论史态度有异。
    二书论史态度的差异,是引起人们怀疑的主要原因。《续藏书》第一篇《小引》开首便讲:“臣李贽曰”,这种自称不仅在《藏书》中找不到,就是在《续藏书》也仅此一处。《续藏书》是李贽晚年之作,此时的李贽已弃官多年,落发亦多年,不知为何开口便用“臣李贽曰”?他既非史官,又不是为官方修史,且既自称臣,为何于书中不一以贯之呢?整篇《小引》完全是一篇吹捧朱元璋的颂文,开首便说:“我太祖高皇帝盖千万古一帝也”,甚至认为比之汤、武都有过之。其后的《开国诸臣总叙》、《开国诸臣缘起》、《开国诸臣本根》三篇文中虽未称臣,但与《小引》一样,全是为朱元璋歌功颂德之作。李贽一生“快口直肠,愤激过甚”(注:《吴虞文集》卷下《李卓吾别传》。)。自谓“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为人也,好求其过”(注:《焚书》卷三《自赞》。),“不随人俯仰”。《藏书》中,他写人写事多据实直书,“以其所见之真是非为立说”(注:《姚安县志·李贽传》。),“一切断以己意”,因此他的史论往往“与世不相入”(注:《藏书》卷首《梅国桢序》。),甚至他被捕入狱的一条重要罪状就是“刻《藏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挥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谬不经”(注:《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万历三十年闰二月乙卯条。)。与此相对《续藏书》不仅没有明显“与世不相入”的情况,而且处处讳避。除了吹捧明太祖之外,就连各传人物也是一味叙其功绩,彰其优点。儒家“为尊者讳”的笔法处处可见。如明太祖晚年诛杀功臣,往往以莫须有的罪名,而书中所记不是“以谋反死”,便是“暴卒”。这些似乎与李贽一贯的性格、思想也有很大出入。难怪焦厷说:“列传之中,又独存其美者,昔楚名《梼杌》,《春秋》则乱臣贼子戒,每拳拳焉。岂宏甫不及此耶?抑有所待耶?”(注:《藏书》卷首《焦厷序》。)可见焦厷对此也有怀疑。
    当然,本朝人写本朝史,多有忌避,自不为怪。然既是私史,又何必忌避太多?且写史贵直,李贽一贯主张写作要“感时而发”(注:《续焚书》卷一《复焦漪园》。),“不愤不作”(注:《焚书》卷三《忠义水浒传序》。),反对“假人言假言”(注:《焚书》卷三《童心说》。),他曾说:“所谓作者,谓其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有所激而词不可缓之谓也。”(注:《藏书》卷四十《司马谈、司马迁传》。)《藏书》中他“独出胸臆,无所规放”(注:《藏书》卷首《焦厷序》。)明知“与世不相入”,但仍不忌避。李贽的著史态度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出现《续藏书》中的上述情况呢?下面试对《续藏书》中的部分疑点作些分析,也许可以找到答案。
    查《焚书》、《续焚书》会发现二书未提到过《续藏书》之名,除上述《史阁叙述》、《史阁款语》外,只在《续藏书·读史》部分有一些关于明代人物的史论。这些史论也见于《续藏书》中,但有的所放位置拟不合适。如卷六《鉴察御史韩公》一文后出现了如下史论:“此或为补锅匠,或为河西佣,或为转轮藏顶之二十余人,嗟嗟有声者,皆未可知也。大臣事国祸,一至此哉?绝可悲叹!”而此论之前并未出现补锅匠、河西佣等人,倒是在卷七中有补锅匠、河西佣、雪庵和尚等。再如卷十四《太保梁武壮公》一文后,有如下史论:“余所见俞大猷、戚继光,所闻有周尚文、郭琥,皆具将材。乃顾兼谦独以大将推俞,而谓戚只可称名将,岂其然乎?今《纪效新书》等,所言具在,文亦切约,可诵可畏,安在其不能大将也?要当以俞、戚为嘉靖大将名臣,而以顾养谦为当代豪杰名将。”此论既提到俞大猷、戚继光等,又提到顾养谦,而《续藏书》中并未见顾养谦传,俞、戚二传之后也未见有顾氏之论,观此论似在总结评论,至少应放在俞、戚二传之后,而放在与此毫无关系的梁震等传后,就不合适。这些明显是编排者的粗心所致。
    还有一种情况是将《续焚书》中一条史论,分入二人传记后。如《冯胜传》后就只用了《续藏书·冯胜》一条史论的前半部分,而将后半部分放到《蓝玉传》后。表面看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分析这条史论会发现两段还是应连在一起。现录此论全文如下:“冯胜以大将军统数十万众,出沙漠,平定反侧,为圣天子伸威万里之外。粮饷不计,死亡勿恤。唯拳拳以不虏掠不扰害为言。此为何等事,而我为何等人乎,而敢娶元妃自肆,私夷财以自利也?吾谓不即枭首,已为大幸,乃犹以为可侯,吾不知之矣。且我朝圣祖,于凡有功诸臣,赏贲原不薄,体悉原无所不至也。”这是前半段,紧接着是“我圣祖起滁阳,入建业,定江南,以至定山东,定河南北,凡十有余岁,始即帝位。及即位,又享国三十有一年。此盖上帝之所笃生,天固纵之,使历年所以福寿我黎民,原非汉、唐、宋首创诸君假仁义以行者之所得比也。并时惟汤信国寿跻七十,余俱不及,则至于靖难之世,又安得有故将乎?未可遽以是而遂为不惜才者之憾。吾以为最惜才者,当无如我明太祖矣。”(注:《续藏书》卷三《冯胜》。)这后段明显是前段引出的议论,前者缺了后者似不完整,后者离开前者似议论无根。但在《续藏书》中将两段各加“李贽曰”就分入二人传后,不知何故?
    另外《续藏书》中,还有前后记事矛盾的情况。如记建文帝逊国,在《沐英传》中说“建文之自焚也,文皇帝意其匿(沐)晟所,使使诇察无状,乃已。”这里分明已说建文帝自焚而亡。可《齐泰传》中却说“金川门开,建文逊去,泰追至广德,欲往他郡起兵兴复,竟被执见文皇,死之。”似建文逃出了京城。到《严震直传》又说严震直永乐时“复为工部尚书,奉使安南,至云南见建文,悲怆不食,吞金而死。”在太监《吴亮传》也说:“鄞人黄润玉有学行,为广西提学,亲见建文跌坐藩堂。”在《胡忠安传》说成祖派胡忠安察访建文下落多年,永乐二十一年,一日“公驰夜上谒。上已就寝,闻公至,被衣急起,召入劳公,赐坐与语。公言不足虑也。”此处虽未说明建文死、活,只言“不足虑”,但李贽在文后史论中明言:“孰知忠安一日在湖湘,建文一日得安稳于滇、粤诸山寺邪。”(此论与《续焚书》胡忠安条同)看来李贽认为建文帝当时确实未死。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前后不同的记载呢?如果不是作者未来得及详审的话,其中一定有后人的补作。
    再者,《续藏书》中还有许多令人费解的现象,如《内阁辅臣》部分,《续焚书》中刘东星《史阁款语》说:“得《史阁》二十一篇”,而到《续藏书》中,同样还是这篇《史阁款语》,却变成了“得《史阁》二十四篇”,查内阁辅臣传,不包括附传一篇,仍有二十八篇。这是为什么呢?看来《续藏书》在初刊时,仅这一部分已有人补入三篇,因而改动了刘东星的《史阁款语》。而以后再刊时,又增入了一部分,才形成今天这种情况。陈仁锡就曾说:“《续藏书》太简……予庄阅国史、《天下郡邑志》、旁搜野乘百种,小有论著,姑就卓吾所纂,略为诠次,以附《李氏藏书》之后。”(注:《续藏书·陈仁锡序》见(明)天启刊本《李氏续藏书》。)可见,此书无疑掺入了后人之作。
    《内阁辅臣》部分,还有一个立传问题。李贽立内阁辅臣传专言“为臣之不易”(注:《续焚书》卷二《史阁叙述》附刘东星《史阁款语》。),所传二十九人,除解缙是被高煦诬陷、下狱死外,其余都是善终,大概是有意选择一些比较平稳的人。但这就造成一个问题,那些在明代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阁臣,因未予立传而在叙述其他涉及到该人的人与事时,又不得不提,因而常造成读者摸不清头脑的情况。比如严嵩嘉靖一朝居内阁掌握大权几二十年,记嘉靖朝事不可能不涉及严嵩,但因未对严嵩作过介绍,而在他人传记中一出现便以“分宜”称,(注:参见《续藏书》卷十二《徐阶传》 ;卷十八《郑晓传》。)人何以知“分宜”为谁?再如高拱万历年间前后两次入阁为首辅,是位有作为的阁臣,既不为其立传,就不该在《徐阶传》中一出现便称“新郑”,使读者难于理解。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少,该如何解释呢?事实上,《续藏书》开国功臣及开国名臣两部分,也有许多本该立传而未予立者,如叶琛、桂彦良、罗复仁等亦属较重要的开国功臣或名臣,但未立传。如此来看,李贽确实未完成《续藏书》的编撰,今本《续藏书》是经后人编定,其篇目编排未必尽合李贽之意,其内容未必尽属李贽所作。因此,需要对《续藏书》内容加以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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