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有明一代史学发展的历程，洪武至正德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阶段，可以说是明代史学发展的前期。这是古人和今人比较一致的看法。那么，这个时期的史学发展状况，又有何特点呢？本文拟作一些初步的探析。
理学笼罩史坛
考察明代前期史学发展的特点，不能孤立来谈，而应将之放到宋、元、明三朝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这段时间，正是程朱理学鼎盛时期。理学是一种应强化封建专制统治需要而产生的新儒学。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在统治阶级及理学家们的极力宣传下，理学的影响，渗透到政治、社会生活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史学作为传统社会中的“显学”、统治工具，理学的渗透，首当其冲。理学对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层次的。在明代前期，它对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六点：
第一，理学成了史学的基本指导思想。经驭史，在我国有传统。在汉唐时期，它是指以“六经”统率史学；但到宋以后，则是指“理学”，更精确地说，是指以“四书”指导史学。理学是一种理论化的伦理道德之学，其基本的思想是人伦纲常。所以，所谓理学统史学，具体地说，就是三纲五常，仁义礼智，忠信廉耻，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明代前期，修史的出发点、选材的视角，无不受人伦纲常支配。立三纲五常、夷夏之防是基本指导思想，忠、孝、节、义成了最重要的选题。理学也成了衡评历史是非的基本准绳。政治伦理性史评发达。历史学完全成了评判过往人物、事件之忠奸、善恶、是非、正邪的道德法庭。
第二，摘编风盛行。在“经以载道”，“史也者， 翼经之书”（注：（清）许世昌《重刻函史序》，见《函史》清刻本卷首）理论支配下，历史学编撰风格也“走样”，不是全编，而是崇尚摘编。全编以全面反映历史发展过程为己任，摘编则是以所选历史内容能阐明理学思想为己任，两者撰史宗旨、风格绝然不一。明代前期，摘编风十分流行。这和政治家朱元璋的鼓吹是分不开的。朱元璋建国后，在“以猛治国”的同时，十分重视思想教化工作。理学家所鼓吹的治国之道，朱元璋基本接受了。他屡次公开说“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要“修身”，习史是基本的一环。“夫水可以鉴形，古可以鉴今。是编（指《存心录》）善恶，岂止行之于今，将稗之子孙，永为法守”。（注：《太祖实录》洪武元年七月辛亥）为了给臣民们提供一套行为规范，洪武一朝，频繁地修了大量史鉴书，共有三十多种，大约有二类，一类是以古为戒，如《君诫》、《女诫》，另一类是以今事为戒，如《逆臣录》、《祖训录》、《醒贪墨录》等。洪武以后，历代皇帝，续有修辑，如《外戚事鉴》、《历代臣鉴》、《历代君鉴》。可以说，上至皇帝、太子、亲王、后妃、公主，下至大臣、百官、武士、百姓，都有了行为规范榜样。如此大规模编辑史鉴书，这在历代是绝无仅有的。（注：有关文章有吴振清《洪武朝编辑史鉴书述论》， 《史学史研究》1993年1期；又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
摘编风同样在当代史编撰上有体现。朱元璋于本朝治国经验的总结也十分重视。即位之初，即下令编了《皇明宝训》、《洪武圣政记》，供臣民们学习。宝训就是“语录”、“最高指示”，它源于《贞观政要》。宝训体始于宋代（注：（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29陈于陛奏疏）。明代自洪武以后，修“宝训”成了惯例， 每朝都有一部“宝训”。宝训一般分门析类。成化年间，娄性还以个人力量，编了一部《皇明政要》，分四十卷。进于朝后， 颇受皇帝嘉奖。
中国古代史学，向有致用传统。但高明的史家，总是在求真基础上追求致用目的，如《史记》、《资治通鉴》。但朱明王朝却反其道行之，不顾学术性，只直接选取“有用”的史实，分门别类地将历代君臣事迹摘编出来，有意识地供臣下、宗室效仿，甚至封锁《实录》，只让《宝训》传之于世，把致用、垂训的目的赤裸裸公诸世人面前。这是一种“杀鸡取卵”式的短期行为。
第三，“纲目学”成为显学。朱子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后，纲目体相应地也独占鳌头。朱子的《通鉴纲目》是一部典型的理学化史著。丘浚称“《春秋》者，经中之史；《纲目》著，史中之经”。（注：（明）丘浚《世史正纲序》）“史中之经”，对《纲目》来说，是最为贴切的概括。《纲目》对后世的影响，首先在于它的修史指导思想与原则。它以正世道、正人心为己任，讲究褒贬书法。“义例不审，去取则无以存纲常、扶世教”。（注：（明）周叙《论修正宋史书》， 见《明文海》卷174）《纲目》之凡例，共有十九目，共一百三十七条，可以说集历代春秋笔法之大全。《纲目》的这套修史指导思想及原则，成了后代史家作史的基本指导思想。其次在于它的形式。纲目体有纲有目，“纲，仿《春秋》而兼采群史之长；目，仿左氏而稽合诸儒之粹”，（注：（明）丘浚《世史正纲序》）从形式（体裁）上说，是一种十分好的史体，它克服了编年体的流水帐、呆板缺陷，更便于阅读。
《纲目》自南宋后期，已经开始吃香。宋末有《两朝纲目续编》。元中后期，随朱子哲学官方统治地位的确立，治《纲目》者更多，“无虑数十家”。（注：（元）揭傒斯《通鉴纲目书法序》）有发明者，如尹起莘《纲目发明》、 刘友益《纲目书法》；有续编者，如陈《通鉴续编》、杨维桢《宋史纲目》。至明代，有《续纲目》、《历代通鉴纂要》、《诸史会编》等。
最值一谈的是有“《纲目》第二”之誉的《世史正纲》。体例上仿《纲目》、吕祖谦《大事记》，书法上一遵《纲目》、并上溯《春秋》之义。明后期人胡应麟称“丘文庄之续《史纲》也，紫阳之法有所局焉未竟者，引而伸之矣。有所蓄焉未发者，曲而体之矣。其矛盾之小者，其符节之大者也，故吾谓《春秋》之后有朱氏，而《纲目》之后有丘氏也”。（注：（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13《史书占毕》内篇）丘浚编《世史正纲》，和《纲目》一样， 目的是为了正世道、正人心。题目《世史正纲》明白地表达了作者的主旨。所谓“世史”，是“世道”的历史。全书分秦、汉、三国、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季、宋、元、明十二“世史”。“正纲”就是正伦常纲纪。《世史正纲》的“宏纲大合”有三：严华夷之分，立君臣之义，原父子之心。他的理论是，世之纲维者在国，国之根本者在家，治国、平天下，必先正心、修身、齐家。“本家以立国，正国以维世，而一归于人心道义之正，则人极以立，天地以位，夷狄不敢乱华，禽兽不敢以侵人”。（注：（明）丘浚《世史正纲序》）是一部典型的理学化史著。（注：关于丘浚史学文章，有（新）李焯然《丘浚之史学》见台湾《明史研究专刊》第七辑；王瑞明《评丘滩〈世史正纲〉》，《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八辑））
第四，主正闰。正统之争，剧于北宋中期。这和理学的兴起是分不开的。南宋以后，义理史论占据上风。元代，宋、辽、金三史正统之争成为热点，以致耽搁了三史的修撰时间。值元顺帝上台，以行政力量干预三史修撰事宜，决定三史各为正统，《宋史》、《辽史》、《金史》，这才得修成。但一部分士大夫仍不满意，杨维桢成《宋史纲目》、陈成《通鉴续编》。明立国后，理学尚未独占鳌头，又明继元立国，汉族人战胜蒙古人，有一种自豪感，所以，元统是承认的。政府修《元史》、胡粹中修《元史续编》，正是这种心态的表露。洪武初，方孝孺虽作《释统》、《后正统论》，提出正统、变统说，但因不合时宜，人多笑他狂妄，只有其师宋濂与胡翰首肯。宣德、正统开始，随着蒙汉关系的紧张，土木之变的发生，正统论之争又趋热烈。宣德间，张光启、刘郯合编《资治通鉴节要续编》，即主以宋为正统，附注辽、金论。正统末，南京翰林院周叙（1391-1452）首议《宋史》改编事宜。他认为元人分修三史，以辽金加于宋首，“不惬人心，不协公论”。元末以来，人们改编三史，多用纲目体，无纪传体。周叙想用纪传体重编《宋史》，“因其旧文，重加编纂，以宋为正史，附辽、金于其后，定名而正统，尊夏而外夷，伸前代未惬之论，垂万世史笔之公”。（注：（明）周叙《论修正宋史书》， 见《明文海》卷174）周叙的建议，得到了正统帝的勉强同意，命他一人独修。惜周叙早卒，书未及成稿。成化、弘治间，正统之分更严格。丘浚《世史正纲》一反明初之习，开始排斥元统。“后人议元者，乃欲以其混一中国，而进之汉、唐之间，何所见耶？……徒以其得地广狭而高下之，是以功利论事也，岂《春秋》意哉？”（注：（明）丘浚《世史正纲》卷22“契丹耶律德光死”条）又说：“世儒以其一世之微功，而忘万世之大戒，是岂上天立君之意哉？是岂圣人立教之心哉？”（注：（明）丘浚《世史正纲》卷31“契丹耶律德光死”条）弘治间的谢铎（1435-1510）也排斥元统，“贼后纂臣，既不可为统，而夷狄如元，独可以为统乎？此《纲目》之所未书，正今日之所当正也”。（注：（明）谢铎《与李西涯论历代通鉴纂要》，见《明文海》卷174）谢铎的正统标准十分严，连东晋、杨隋也排除在外，“秦既不得为统之正，而司马晋、杨隋之篡窃杀逆，亦新莽之流亚耳，又可以上阶诸君而例以正统予之哉？”（注：（明）谢铎《与李西涯论历代通鉴纂要》，见《明文海》卷174）可见，在明代前期，正统论之争，已有很大市场。
第五，学术史编写以阐朱派理学系谱为主。谢铎《续伊洛渊源录》是一部朱派理学系谱著作。谢铎认为当时朱学虽占统治地位，但“穷乡下邑之士”只知诵读“四书五经”的集注，而不知其“授受源委与夫出处履历之详”，“无以尽见其全体大用之学”。（注：（明）谢铎《续伊洛渊源录·自序》）为了表彰朱子的“继往圣、开绝学”之功，乃决定作《续伊洛渊源录》。书成于成化十六年（1480）。该书续朱熹《伊洛渊源录》而作，共6卷。 据《宋史》之《儒林传》、《道学传》改编而来，因此，史料价值不高，体例上也无创新可言。它的意义在于首次以学术史体制构筑了朱学系谱。该书以表彰朱学、承续朱学道统之传为己任。书的内容，以朱熹为主，以朱学为正传，专门辨其授受源委，考其道统源流。始于罗从彦、李侗，辅以张栻、吕祖谦，继以朱子门人，终于真德秀、何基、王柏等朱门后学，共21人。
杨廉（1452-1525）《皇明理学名臣录》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史著作，但其书所记薛瑄等十一人，皆为明代前期的程朱派理学家，故还是值得重视的。
第六，传统的求真纪实史学退居角落。明代前期，只有《元史》、《元史续编》理学味淡些。《元史》成书很快，仅化了一年左右时间，所以，问题较多，向以芜蔓疏漏，遭历代学人的抨击。从编纂学角度看，《元史》确是一部十分失败的史著。但从史料学角度来看，《元史》的价值却不容忽视。元代实录等文献今不传，后人治《元史》，主要还得凭《元史》。且它有直录原始材料，少润色特点，这反而增强了其史料的可信性。所以，应一分为二看待《元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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