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编撰衰弱不振
晚明史家许重熙讲到明太祖初期重视“明刑弼教”工作时，称“当时《日历》、《圣政》诸纪，臣子纂述，未尝讳忌。夫以国事为讳忌，天启以后然也”。（注：（明）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自序》）这话讲对了一半。洪武初期，明太祖朱元璋确有开国君主之风，重视当代史的撰述，令大臣编了《大明日历》、《皇明宝训》、《洪武圣政记》。但中期以后，情况有了大转折。改革官制，削弱臣下的权力。大肆杀戮功臣，弄得满朝惶恐。朱元璋可能怕史官记下他的恶行，索性连史官也废了，起居注和国史院没有了。此后，政府不编《日历》，私人更不敢染指当代史领域。到永乐间三修《太祖实录》时，史臣们顾忌十分多，写功臣的下落时，躲躲闪闪，含糊其词，甚或干脆不写。明末钱谦益作《明太祖实录辨证》，将其书功臣下落之法概括为八条（注：（明）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105）。在以后的时代，政府照例只修《实录》、《宝训》，不修《日历》。对此，臣僚们意见很大。弘治间，储巏（？-1513）要求恢复起居注制，建立召对大臣记录召问始末制。（注：（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29）正德初，何塘（1474-1543）要求“修史官之久废，令修撰、编修、检讨，番直史馆，凡皇上之起居、臣工之论列、大政事之因革张弛、大臣僚之升降拜罢，皆令即时记录”。（注：（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29）可惜，最高统治者根本听不进。
明代修实录，因没起居注、日历，所以，多凭借各部档案及向各地征集的史料。到嘉靖初年时，共有八部实录，1567卷。关于《明实录》，前人议论很多。我觉得有几点值得一提，一则实录仅是众体之一，废众体而只存一体，这种做法是欠当的。二则实录的记载面十分狭，不能全面反映历史。明末的李建泰称《实录》所记“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且也序爵而不复序贤，避功而巧为避罪”，（注：（明）顾炎武《亭林文集》卷5《书吴潘二子书》）这绝非危言耸听。三则《实录》的价值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明代前期，《实录》不传于世，秘藏皇宫内，可以说是“尘封的档案”。只有部分高级官员修新实录时，才有机会一览。但也仅仅是粗阅一下而已，尚不能抄录。因《实录》的秘藏，私人修史十分困难。
在明代前期，政府不修纪传体国史，私人更不敢写，只能写一些杂史。顾炎武说“国初人朴厚，不敢言朝廷事，而史学因以废失”。这句话也只说对了一半，“不敢言朝廷事”并非是朴厚的缘故，而是被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而成的。从隆庆间李贵和状告陈建《通纪》所列罪状“己犯自专自用之罪”（注：《隆庆实录》卷60）来看，当时可能有一条“自专自用罪”，禁止民间私修国史。这种状况，直到弘治、正德年间，始有所改观。
迹象之一是编当代名臣录风兴起。自成化十四年（1478）彭韶作《国朝名臣录赞》后，弘治间此风甚浓。弘治十一年（1488）杨廉成《皇明名臣言行录》、《皇明理学名臣言行录》。弘治十三年，尹直成《皇明名臣言行通录》。弘治十八年，徐成《皇明名臣琬琰录》、《续录》。此外，有何乔新《勋贤琬琰集》、谢铎《名臣事略》、林塾《名臣录补赞》等。
迹象之二是开始补辑建文朝史。靖难之役后，朱棣革去建文年号，不为建文修实录，企图掩盖这段历史的真象。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人们不敢公开谈论建文君臣之事。当时的《奉天靖难记》，完全是史臣们为粉饰朱棣篡位的合法性而写的，故于建文君臣，极尽诋诬之能事，殊不可信。至天顺初年，英宗下令除去建文“庶人”称号，“国禁渐弛”。（注：（明）文征明《莆田集》卷17《备遗录序》）到了弘治初年，吏部右侍郎杨守陈（1425-1489）大胆提出“国可灭，史不可灭”论，主张及时采辑资料，修《建文实录》，以补国史之缺。（注：（明）郑晓《吾学编》卷52《逊国记》）惜以病作，奏章未及上于孝宗。金陵人陈谦之可能是较早补辑建文朝史者。弘治间，他为武选，“得诸臣事于故牍中，铨次为集”，惜“家世寝远，书以不存”。（注：（明）焦竑《澹园集》卷14《忠节录序》）嘉兴人郁兖《革朝遗忠录》是现存较早记建文史者。正德间，人们撰作建文朝野史渐多。张芹（1466-1541）续宋端仪《革朝录》成《建文备遗录》，林塾（1479-1519）复因张芹书，扩编成《拾遗书》。郑禧有《革除群忠事略》，袁仁有《革除编年》等。嘉靖以后，此类史乘更多。周中孚称明人自中叶后“好谈逊国时事”（注：（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19《革除遗事节本》）是正确的。明人之所以这么热衷于撰作建文朝史，一是为了补建文朝无实录之缺。二是为了表彰忠义。“旷代相感，百世犹兴，尚德之衷，古今一也”。（注：（明）许相卿《革朝志·自序》）靖难之役中，殉难大臣，一时累百，这被认为是“自天地剖判、肇有君臣以来”（注：（明）许相卿《革朝志·自序》）最为感人的壮举。为了“砺生民而窒不轨”，后人觉得有必要表彰这些忠臣。三是出于猎奇心理。本来，建文朝史才短短四年，也没大的影响，但最高统治者却害怕人们知道历史真象，结果，越禁越引发人们的好奇，于是，写建文朝史，读建文朝史成风。
迹象之三是开国战争史的编写。成化以后，有人开始对明开国过程史感兴趣。俞洪作《平吴录》、黄标作《平夏录》、陆深作《平胡录》、童承叙成《平汉录》，及无名氏《平蜀记》、《北平录》等。和刘基、刘辰、王祎等身历其役者所撰杂记《皇明翊运录》、《皇明礼贤录》、《造邦勋贤录》、《国初事迹》所不同的是，第一，撰写者多为后代人；第二，已有一定的再创作成份；第三，有一定的体例，多题“录”，属纪事本末体。缺陷是多局限于一事一役，尚未发展到整体叙述开国史阶段。
迹象之四是黄金《开国功臣录》的撰写，标志着私人开始向当代史禁区的挑战。黄金（？-1512）字良贵，号东涧，安徽定远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历官吏部郎中、广西藩参。他生长在“龙飞之乡”，郡学中有不少开国功臣传记资料，所以，自少即羡慕开国功臣，立志撰写一部合传。后因应科考、做官，中辍了。转勋部后，因有余暇，试写了五卷，刊刻于世。退休后，得集中精力，完成全书撰写任务。弘治十七年（1504）全书成。正德二年（1507）由马金出面刻了第一版。正德十一年（1516）又由乔宇出面，刻了第二版，从此，广传于世。关于这部书，有五点值得留意，第一，有创新意义。如前所述，写开国功臣一直是个禁区，除《太祖实录》略有记载外，其他人谁都不敢涉足。这种状况，自洪武迄弘治的一百多年，都没变化。《太祖实录》藏于宫内，外人无缘一览，结果，“非但穷乡下里之士，邈无知闻，虽通都大邑庠校章逢慕功论世者，亦无所考见”。（注：（明）黄清《书开国功臣录后》，见台湾“明代传记丛刊”影印本后）到了成化、弘治，终于有人向这一禁区挑战。黄金胆子很大，他敢写开国功臣事迹。他认为“诸臣之功，用夏变夷，扶翊皇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注：（明）黄金《开国功臣录·自序》）其功不可没。对此，“国史之外，未闻有为之撰次者”，“何耶”？（注：（明）黄金《开国功臣录·自序》）黄金小心翼翼地开始质询。为了“显白忠良，扬厉勋烈，昭宣盛美”，（注：（明）黄金《开国功臣录·自序》）黄金乃决定冒险撰作是书。第二，黄金写《开国功臣录》，用了不少资料，如制诰、诏敕、碑记、志铭、序赞、表传、行军事略、券文、家乘、行状、方志，此外，有学士大夫的“史论”，故老“传闻”。应该说，野史资料都搜集了，且作了一定的考订工作。但作者没有参考过《太祖实录》。第三，《开国功臣录》是一部再创性史著。作者是在消化原始资料基础上替每人写传的。他的写作水平还是可以的。黄金本人很谦虚，对侄子说：“纪大事者，必有史才，斯优为之。予所纪无体、无义例、无辩博之识、驰骋之文，故舛谬无补，徒为史家一赘疣，而奚取哉？”（注：（明）黄清《书开国功臣录后》，见台湾“明代传记丛刊”影印本后）第四，黄金不是一个毫无顾忌的人物。于一些“定案”功臣，他也不敢写。《开国功臣录》无蓝玉、胡惟庸等人传。第五，《开国功臣录》有些具体的细节、年月有误。王世贞、钱牧斋诸人曾在《史乘考误》、《太祖实录辨证》中有详细考订。毕竟，作者生活在一个档案封闭的年代，时代的局限，他无法超越。
“西洋”史地学异军突起
明代的“西洋”，是指今南海以西的印度洋及其沿岸国家和地区。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早在秦汉以来，即有联系。因中外交流之需，介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史地书也有些。但总的说来较零星，且多为游记。至明代以后，“西洋”史地学进入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期。这和郑和下“西洋”有关。
郑和下“西洋”，前后共有七次，历时三十年之久。为了能了解“西洋”巡回出使的情况，明政府重视文字记录。第三次出使后，特意“简文采论识之士”作随行翻译，记录航行路线、各地山川物产、人情风俗以及使节与各国交往的盛况。于是，有费信《星槎胜览》、马欢《瀛涯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费信从永乐七年至宣德八年，曾四次下“西洋”。他很勤快，“每莅番城，辄伏几濡毫，叙缀篇章、标其山川、夷类、物候、风习诸光怪奇诡事，以备采纳”。（注：四卷本《星槎胜览序》）马欢是第四次后参加出访活动的，他共参加了三次。巩珍仅参加了第七次下“西洋”活动，他是幕僚，不是翻译。
“西洋”史地学三书，篇幅都不大，有一些共性：第一，内容详实，史料价值高。三书作者皆当局者，所记大都为所见所闻，“或在外询访”而得，皆系第一手资料，故“足以广异闻”，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十四世纪初亚非诸国基本状况的珍贵史料，更是研究郑和七下“西洋”的第一手材料。第二，文字质朴无华。作者皆系翻译或幕僚，不是文人学者，文字功夫并不太好，故三书的文字皆较质朴。特别是《星槎胜览》、《瀛涯胜览》两书，“词鄙朴不文，亦牵强难辨，读之数叶，觉厌而思睡”。（注：（明）张升《改正瀛涯胜览小序》）所以，后来又出了删订本。巩珍书晚出，较多地参考了《瀛涯胜览》，“叙事详赡，行文瞻雅”，（注：（清）钱曾《读书敏求记》“西洋番国志”条）稍胜前两书。第三，皆为纪录体，稍嫌单一。
正德末，黄省曾（1490-1540）还撰有《西洋朝贡典录》。黄氏没到过外国，他是根据前三书及其他有关资料改编而成的。他写此书的目的是宣扬明前期外国“翕然而归拱”盛况。其书史料价值稍逊一筹，多有画蛇添足之嫌。但他是个文人，故文笔不错。清人赵开美称此书“章法、句法，颇学《山海经》，信为奇书”。（注：（清）赵开美《西洋朝贡典录·跋》）
嘉靖后，域外史地学继续有所发展，出现了《咸宾录》、《东西洋考》等书。但因中国向外拓展思想不强，故域外史地学始终无法发展成外国史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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