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理学史学初露端倪
如前所述，明代前期，理学控制史坛，史学领域到处充斥伦理化的东西。但物极必反是个客观规律。程朱理学在统治阶级的“极度”利用后，到明代越来越趋僵化，不满情绪、异端思想也就产生了。到了弘治、正德时代，反理学思潮兴起。表现为心学的崛起，社会上怀疑程朱“礼法”思想的出现。前者的代表是白沙、阳明，后者代表是祝允明。（注：关于祝允明史学，有（香港）杨永安《吴中四才子之一祝允明之思想与史学》，香港先锋出版社1987年；杨永安《明史管窥杂稿》之《祝允明与李贽之思想异同》，先锋出版社）
祝允明（1461-1527）字希哲，号枝山，为众所周知的“吴中四才子”之一。人们一般只知他是个风流才子。其实他还是个敢大胆怀疑传统礼法的异端人物，人称“狂士”。在举国尊信程朱理学的时代里，祝允明敢唱出“不协之音”。正德十五年（1520）开始，他“纂集前闻，品第古人”，（注：（明）文征明《题祝子罪知二十二韵》，见《祝子罪知录》卷首，《四库存目丛书》本）撰作《祝子罪知录》一书。嘉靖元年（1523）书成。生前未刊，值卒后才传诸于世。“吴中四才子”之一的文征明，称“是书足千古不可湮废”。（注：（明）王世贞《祝子罪知录序》，同上）万历初年，王世贞读后，称“其间上下今昔，阐扬微慝，卓然是非之宗匠也”，（注：（明）王世贞《祝子罪知录序》，同上）评价十分高。
《祝子罪知录》共10卷，佚卷8“举六经”，今存9卷。前5 卷论历代人物，卷6-7论佛老，卷9论诗文，卷10论神鬼妖怪。很显然， 这是一部表达作者独见的论文集，不是专门性的史论著作。此书体例较别致，每卷分几条，每条用举、刺、说、演、系五种方法进行论说。举是“是是”，刺是“非非”，说是“原是非之故”，演是“布反复之情”，系是“述古代证斯文”。（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24《祝子罪知录）这里，既有作者本人的论断，又有前人的评说，虽显混杂，但因注明出处，眉目还是清楚的。
祝氏史论，有一定新鲜感。新在何处？简言之，他敢“直抒胸臆，言人所不敢言”，（注：（清）王宏《山志》卷6《罪知录》）替古人翻案，评历史人物多有“创论”，如说汤武非圣人，伯夷、叔齐是圣人，伊尹为不臣，武庚为孝子，管、蔡为忠臣，管仲功罪不相蔽，孟子非贤人，庄周为亚孔子一人。汉代的严光为奸鄙，时苗、羊续为奸贪，杨雄苟禄偷生。晋谢安为大雅君子，邓攸是人之兽。唐宋时的韩愈、陆贽、王旦、欧阳修、赵鼎、赵汝愚是慝非，王珪、魏征不忠，徐敬业是忠孝，种放是鄙夫，等等。所有这些论调，和理学家的评价是不一样的。
关于祝氏的史论，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他的人物评价标准并不先进。祝允明很狂，公然宣称“今世对古人予夺多误”。（注：（明）祝允明《祝子罪知录》卷3）其实，仔细推究一下，不难发现，他重评历史人物的标准仍是理学家那套忠与不忠、圣与非圣，只是讲话的立场不同而已。比如说魏征，对李建成来说是不忠，但对李世民来说，却又是忠臣。管仲也一样，对公子纠是不臣，而对公子小白来说，则是忠臣。商汤、周武，对商、周来说，自是圣人，而对夏、商来说，则又是乱臣贼子。“臣不得放弑乱君，子不得放弑顽父，万物不得倾易可憾之天地”，（注：（明）祝允明《祝子罪知录》卷1《刺汤武》）说到底，还没摆脱伦理道德化品题人物习气。这点，不如稍后的李贽。李贽重评历史人物，有较多的“商品价值观”味。他更多地是从“利”角度立论的，而非传统的“义”。
第二，祝氏史论的思想解放意义不容低估。祝氏史论，从表面上看，确不先进，但他实际上用的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法，即借用程朱理学家品题人物的标准，换个角度去观察，最后得出相反的结论。历史上的人物评价，有时确实经不起推敲。一般人评价历史人物，多从新朝入手。“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心理很重。所谓忠、圣，多是这么来的。但祝允明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从旧朝、前朝、败者立场立论。从败者、前朝角度来思考，汤武、伊尹等自然是叛臣。汤武、伊尹等，在当时社会人心目中，都是些圣人，祝氏却说他们是叛臣，还不引起轰动！所以说，祝氏史论有一定思想解放意义。
第三，祝氏敢于批评乃至否定道学。祝氏时代，程朱理学是官方哲学，岂容人轻易怀疑？但祝允明却敢批判孟子、程朱，否定道学。他称孟子是“纵横者流，不可谓圣人”。（注：（明）祝允明《祝子罪知录》卷1《刺孟轲》）于程朱，则曰“程颐、朱熹，经师君子，时之贤人，或稍过之，更以疑累”。（注：（明）祝允明《祝子罪知录》卷5《刺程颐》、《刺朱熹》）他敢怀疑朱子的集大成地位：“谓与先儒并可也。谓先儒之驳者不及，其精时有过之，与之上下亦可也。必以为集大成，都废前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百千年，一守不变，不知可不可也？抑不知果能如所望否也？又不知后有起而标置、分北、润益之，亦如与之于替人者否也？”（注：（明）祝允明《祝子罪知录》卷5《刺程颐》、《刺朱熹》）在这里，祝氏用历史主义手法，从经学演变历史长河中，对程朱的历史地位作了理性的分析，应该说是十分高明的。祝氏还将程朱理学斥为“伪道学”。祝氏认为，朱熹不能完全说是“伪道学”，但“后来攀援附托而为之者，则已如所称者之伪。千诡百怪，有不胜言而不容掩者，此则其徒之罪也。窃其名而反其实，既享其名，又收其利，所谓名利之兼得者，非徒今世之罪人，先王之罪人，圣门之罪人，而亦程朱诸子之罪人也”。（注：（明）祝允明《祝子罪知录》卷5《刺道学》）将朱子后的理学付为“伪道学”，无疑是否定了官方哲学，岂不要触动统治者肝火。难怪清人王宏要气急败坏地说“圣人在上，火其书可也”！（注：（清）王宏《山志》卷6《罪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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