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历史上无论多么强盛的王朝或政权最终都要走向灭亡？为什么这些王朝或政权存在的时间相差又那么悬殊？存在较长的那些王朝和政权原因何在？本文准备就这些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研究者。
一、旧史周期率与政权瓶颈
周期率问题，是1945年7 月初黄炎培先生以国民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时，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1〕自此，“周期率”一词成为人们公认的历史命题。
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周期率”，主要是指事物由兴而亡的周期性律动，即所谓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指称的行为主体，主要是不同的统治者和政治集团；所说“一部历史”，上限不太明确，但下限是截止到谈话时则可以肯定。据此而论，我们可以认定黄炎培先生的“周期率”感想，主要是就旧史而发。所谓“旧史”，是指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的中国历史。所谓“旧史周期率”，是指旧史中政权从建立到灭亡的历史规律。在中国的旧史中，封建社会的王朝兴亡最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周期率。
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然而曾几何时，又“一夫作难而七庙堕”。继之而起的汉王朝，曾以“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得国力日益强盛，出现过史家称道的“文景之治”，但最后也走向腐败，在绿林、赤眉起义的打击下垮台。刘秀建立东汉后，一度中兴，但东汉末年，又爆发黄巾起义，随后群雄割据，演化为三国。以后虽有晋的短暂统一，但随后的“八王之乱”却给国家带来了更大的分裂。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至隋文帝灭陈，才重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隋炀帝倒行逆施，十几年间又搞得天怒人怨，最后命丧江都。唐王朝曾是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李世民吸取历史教训，不仅在位时坚持发展生产，富国强兵，还经常告诫继位者不要竭泽而渔。然而，他的子孙功臣懈怠者有之，无能丧政者有之。致使唐王朝最终在黄巢起义的打击下走向崩溃。赵匡胤建立宋王朝，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后世却因享乐腐化被外族所灭。后来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明、清两个王朝，也大至走过了相似的兴亡过程。
考察历史，我们看到，在旧史中，形形色色的王朝、政权，没有一个能逃脱这一规律。并且，他们处在上升时期时，都生机勃勃，无坚不摧，其生命力之强，往往让人难以相信，而他们没落时的不堪一击，也同样让人难以相信。
从表面看，形形色色王朝、政权的覆灭，不外乎三种原因：一是被农民起义所推翻；二是倾覆于内部争权或宫庭政变；三是被强大的外敌或异族所灭。而从深层的原因来看，则都存在着政权自身的腐败问题。腐败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腐败使政权的社会控制力急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政权被推翻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导致统治集团倾覆的，是下面几种腐败的交互作用：
一是施政上的腐败。主要表现为施政暴虐，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这方面，秦、隋两个短命王朝表现的最为充分。它们都有统一之功，但统一后都未能注意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尤其是秦，如果说筑长城、修驰道还与国与民有利的话，那么，修阿房宫、骊山墓，筑离宫三百，四处游幸则纯属劳民伤财了。长城东西数千里，常年暴师数十万。修骊山墓役使吏徒数十万人，所余从事正常生产的丁壮已极其有限。赋敛之重，使“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织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2〕秦二世上台，不仅毫无收敛， 反而变本加厉。人民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大泽乡的揭竿而起也就成为必然。隋文帝统一中国之初，社会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他儿子杨广上台后，建东都、修长城、开运河又耗费了无尽的民力。此外，他还发动了远征高丽的不义之战。当时，在东莱海口造船的役丁“昼夜立于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三四”〔3〕。 转运军需的往还于道，常数十万人，死者相枕。沉重的徭役负担，使农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隋王朝的统治，终于被农民大起义推翻。
二是吏治上的腐败。主要表现为宠信亲信，任用群小。秦二世信任赵高，宋徽宗信任高俅、童贯、蔡京，明英宗宠信王振，都造成了亡国之灾。任用群小的前提是主政者昏暗偏私，不以国事为重。群小的得势更使贤才遭殃或不得不隐遁，以至施政会更加腐败。上下之间贿赂公行，卖官鬻爵，欺上压下，会导致整个官僚机构的腐败。而官僚队伍一旦腐败成风，国家机器应有的机能就会丧失贻尽。这时，即使出现个别想振作中兴的皇帝、能臣，也为时已晚，如大厦倾独木难支。（如北宋末年的李纲、南宋末年的文天祥、陆文夫，明朝末年的崇祯、袁崇焕，无不是这种悲剧性的人物）一遇风吹草动，如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就会土崩瓦解。
三是统治阶层生活上的腐败。这是施政腐败和吏治腐败的伴生物。中国历史上，因生活腐败而加速灭亡的例子举不胜举。北宋末年，面对内忧外患，以宋徽宗赵佶为首的统治集团却沉迷酒色，大兴土木。为在宫中修“艮岳”，于太湖取巨石，高广数丈，载以大舟，挽以千夫，凿河断桥，毁堰拆闸，数月方到京师。在他的影响下，整个统治集团竞比效尤，奢靡成风，以至民怨沸腾，造成方腊、宋江数起起义。后虽被镇压，但国势积贫积弱已成定势，以至金人南下时，如入无人之境，醉生梦死的当权者亡国被掳，也就势所难免了。南宋统治者则更为典型。在偏安一隅的危局中，不思奋起，还居危思安，及时行乐，“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香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这样的掌权者，前途除了跳海，恐怕也是别无选择了。
腐败使最初生机勃勃的王朝一步步走向灭亡。历史证明，腐败是周期率发生的驱动器。并且，一个王朝的垮台速度，又总是同腐败程度成正比。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历史上既有建立几天就垮台的政权，也有延续数百年的王朝。这就是说，在特定的社会形态内，通过人的社会活动，有可能加速或延缓一个周期率的完成。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处于矛盾主要方面的执政者是否能够顺利通过政权“瓶颈”时期。
“瓶颈”一词，顾名思义，狭窄之通道也。所谓政权“瓶颈”时期，就是指危及政权生存的时期，或者说是这个政权发生严重危机的时期。政权“瓶颈”说最早由台湾历史学家柏杨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人史纲》一书中提出。本文借用了他的这一概念，并且在考察史实中发现，政权瓶颈现象与周期率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即，政权发生危机但渡过了危机，就形成一个政权瓶颈；不能渡过危机而垮台，就是一个周期率的完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