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旧史演进中的“政权瓶颈时期”
按照柏杨先生的说法，瓶颈时期，是特指封建政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这段时间。纵观中国封建社会，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这样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即一个王朝往往在建立后的四五十年左右（即传位于第二三代时，或二三十年，或七八十年不等）容易出现政权危机。中国自秦统一以降，先后建立起的大小王朝有五十多个，接近和超过百年的王朝只有汉、晋、唐、宋、元、明、清，其余大多在瓶颈期前后灭亡。而超过百年的王朝，也往往在瓶颈时期发生危机。汉朝立国二十余年发生吕后专权，唐开国七十余年又出现“武周革命”，明立国三十余年惠文帝遭遇“靖难之役”，清定都北京不到三十年出现鳌拜专权，都印证了瓶颈现象的存在。由于“瓶颈”作为旧史的一种政治现象反复出现，又同周期率发生有重要联系，因此，剖析政权瓶颈的特殊发生机制，是非常有意义的。
为什么在新政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容易形成政权瓶颈，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
第一，这个时期是皇权的更迭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容易引发不同程度的动乱。开国君主，当建立帝业时，往往已值壮年。他们执政二三十年最多三四十年，便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权力交接。每个统治者都想让自己的政权“万世一系”，他们为此作了不少规定，但始终不能消除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究其原因是，在封建社会，皇权至高无上且具有不可分割性，皇帝为所欲为且不允许任何超越自己影响的政治势力存在；作为臣子，则惟有时时俯首听命，政敌则随时会有不测之灾。并且，皇子距皇位都仅有一步之遥，迈一步则天地之别。所以，历史上虽有兄弟谦让的事例，但更多的则是为争帝位杀兄弑父的记载；虽有“嫡长子继承制”的规定，但真正当上皇帝的有很多不是嫡长子的。实事说明，掌握最高政治权力毕竟不是排队买东西，不是如何规定和某权威人士指定就可以实现的。一个称职的统治者，不仅自己要具备必要的统治才能，还必须有自己的基础力量和较稳定的核心集团。如果皇位的指定继承人的能力、威望、实力不及非指定继承人，便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皇位之争。唐朝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后来的武则天改制，明朝的“靖难之役”等，均属此类。这类权力更迭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尽管充满暴力，但未必都是坏事。如果政权转到更有政治实力和政治谋略的人手中，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当然，如果继位者能力低下，不孚众望，甚至荒淫乱政，那就会酿成新的政治动乱，给百姓带来灾难。由于封建王朝的政治体制是家天下，这就决定了只要是皇帝的儿子，不管聪愚，都是权力的合法继承人，都可能成为国家最高权力的握有者。而在这些继承者中，有的可能是白痴，有的可能是个称职的书画家或词人骚客，却绝对不是称职的皇帝，正是这种角色距离，造成了历史上一幕幕皇帝成为别人手中的玩物、傀儡或被敌手俘虏的悲喜剧，造成一个个政权瓶颈或周期率的完成。
第二，这个时期也是封建官僚政治的转换期。据王子今先生在《权力的黑光》一书中考证，中国封建社会中，往往建国伊始是功臣政治，尔后转到功臣子政治，然后再由功臣子政治转到贤臣政治。功臣子政治时最容易产生政权瓶颈现象，之后如能转到贤臣政治，则会渡过瓶颈时期。从功臣政治、功臣子政治转到贤臣政治，是一个“艰难的转换”。在新王朝建立之初，需要的是高层次的政治人才，可那些只具有军功的武将大多文化素质低乏，这往往导致王朝初期功臣政治时代出现武备立而文教不宣的文化断裂带。纠纠武夫管理国家，容易导致以军事管理方式强力推行苛政的政治局面。秦王朝以军人为吏，全国又以吏为师，成为产生极权苛政的人事根源。由于封建世袭制的实行，功臣政治很自然的会转到功臣子政治。到了功臣子（或孙）时代，由于环境的相对安定，生产的发展，社会经济实力的逐渐上升，相当多的功臣子（或孙）不需再经历祖辈或父辈们的艰辛，却能享受安逸、奢侈的生活，从而变得“骄逸”“淫嬖”（当然也不排除有像周亚夫那样的佼佼者），使国家机器丧失应有的生机和活力。这些功臣子把开国功臣出生入死挣下的功业，当成包袱背在自己身上，以自己的恶行污损祖上的英名，享乐腐化，目无法纪，鱼肉百姓，往往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因素和皇位传至二三代产生的危机相互作用，就容易导致政权进入瓶颈。
第三，此时也是政治腐败易于萌发的时期。新王朝的建立者在帝业未成时，受客观条件制约，即使有很强的享乐欲望，也无法马上付诸实施。一旦夺取政权，依靠权力进行享乐的条件便全部具备。开国皇帝中有的上台伊始就腐败，但也确有一些人因起于微末，历经磨炼，知创业之艰难，守业之不易，能保持一付清醒的头脑，为维护家天下的长治久安，注意把握享乐与巩固政权之间的度，在治理国家方面努力做到励精图治，广揽人才，奖励农耕。这样做对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及政权的巩固无疑都非常有益，也是他们的帝位得以传之于二三代的重要原因。然而，皇子皇孙们因多是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流连于娥黛之间，锦衣玉食，不知民间之疾苦，不知稼穑之艰难，因此，一旦掌握了最高权力，在不受任何约束的情况下，享乐欲望就很可能急剧膨胀。在这一时期，建立在世袭荫封与依仗前辈军功基础上的豪强世族势力和利益集团多已形成。在封建社会，浮华奢侈的生活是这个阶层的本能性追求，最高统治者的生活方式极易在他们中间产生示范效应。最高统治者如把骄奢淫逸，享乐腐化，奢靡无度视为时尚，必然加剧王公贵族及官僚阶层的横征暴敛，强夺豪取，致商困役扰，民不聊生。其滋长和蔓延的结果，不仅会造成国势急剧衰微，动摇政权稳定的政治经济基础，而且会严重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或激起新的民变。秦、隋二世而亡，证明腐败会造成严重的政治瓶颈，对周期率的发生起着推动作用。
第四，此时还是大政方针的调整期。新政权建立一段时间后，一般都需要对施政方针作相应的调整，尤其是那些通过农民起义或王朝战争建立起来的政权，需要使整个国策从为战争服务转向推动经济的恢复发展。若不能及时调整施政纲领，把政权的行动目标转移到发展生产上来，或在调整政策时对利益的再分配不能兼顾反而严重损害多数人的利益，国政多舛，便会激化社会矛盾，形成政权瓶颈。施政问题的实质，是能否顺应社会发展和照顾到人民群众利益，许多王朝在此期出现政权瓶颈而亡，就在于施政根本违背人民群众利益，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
以上方面，是就整部旧史而言。具体到各个王朝，则原因往往各不相同。有的王朝可能只发生一种危机，有的王朝也许会发生综合性的危机。单一性危机处理好了，是可以渡过的，多发性危机或综合性危机，则是很难渡过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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