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不断凸显的环境问题，无疑让环保主义和生态意识无论在学术还是社会话语中都拥有了正当性，与此同时，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环境史研究不仅已着先鞭，而且还渐趋成熟并受到学界和社会的认可。国内的环境史研究，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后取得了蓬勃的发展，特别是21世纪以来，若将其视为史学界最受关注和倡导的新研究领域，似也不为过。与欧美环境史研究最初主要是通过相关研究者奉献优秀的实证性研究著作来赢得地位并创立该学科、然后再逐步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阐释不同，当前中国环境史的兴盛则主要表现在对欧美等地环境史研究的译介、学科的建构和理论阐发等方面。[1] 这使得当前国内的环境史研究一开始就拥有了较高的学术起点，让我们未来的研究可以比较容易地站在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上展开思考和对话。可以说，目前国内的环境史研究，通过一些学者不懈努力，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并为未来的深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过笔者在通读相关论著的过程中，亦为目前的相关论述往往缺乏对该研究的文化维度[2] 的论述和思考而感到有些意犹未尽。现有的绝大多数有关环境史的论述，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方面，[3] 或仅有简略的介绍，[4] 或在倡言生态史研究的社会史视角时将其与社会混同在一起，[5] 而基本未见有专门的论述。有鉴于此，笔者意欲立足疾病与健康等议题，对环境史研究中引入文化维度的价值、意义和内容做一粗浅的探讨。
一、文化维度缺失的缘由
何谓“环境史”？虽然目前学界并无一个公认的标准性定义，但大体上都会接受以下这样的基本认识，首先它是一门历史，其次探究的是人及其社会与非人类自然之间关系及其演变。[6] 毫无疑问，环境史出发点是要在人类历史的探究中引入生态意识，打破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但只要其探究的不是纯粹的环境变迁，而是有人参与其中的变迁，就不可能不涉及人及其社会的思想认识、经验感受等内容。较近的有关环境史的定义，基本都会将文化包含在环境史的研究主题中，特别是不同时空中的人的环境意识和认知这一内容，几乎均有提及。[7] 然而，揆诸现实，可以明显看到环境史研究中对文化维度的轻忽，不论是实证性的研究，还是理论性的阐发，均未见有专门的从文化角度做出的深入探究。个中的原因，以笔者粗浅的思考，大略有以下几点。
首先，环境史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对中国来说，“环境史”概念的引入不过二三十年的时间，大凡一个新研究的展开，人们首先关注的往往是实在而明显的事物，对环境史来说，人地关系、环境的破坏及其与人们的相应行为、国家的政策等的关系，以及环境变化对文明和社会的影响等，无疑是最容易引起大家关注的。而文化显然不属于这样实在而明显的事物。
其次，中国环境史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未名之为“环境史”的相关研究，却早在20世纪初就已出现，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往往是在历史地理学、历史气象学、灾荒史和生态人类学这样的学科框架下展开的。[8] 当今许多比较重要的环境史学者，也往往具有以上这些学科背景。而这些传统的学科，总体上都相对忽视人的文化活动和因素。
再次，与西方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历文化转向、语言转向和后现代史学洗礼后新文化史不断兴起并日渐成为主流史学不同，[9] 国内的新文化史研究虽然也已受到一定的关注并有所展开，[10] 但至今仍远非主流史学较为关注并倡行的研究，[11] 而往往将其视为社会史研究的一种延伸。这无疑使得当前史学界整体上对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和独立性思考有所欠缺，从而影响了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对其中文化维度的关注。
最后，当今环境史兴起无疑与当今中国日渐凸显的环境问题直接相关，众多的研究者也往往以此来疾呼学界和社会关注环境史研究。这就是说，当今的环境史研究其实有很强的现实性目的，即希望通过从历史中获得的反省资源，来批评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政策和社会意识，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尽力呈现历史上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故事，以及忽视环境保护、恣意开发造成环境破坏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显然是最为有效的。而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入手，去探究个体对环境的认知、体验和反应以及这些认知和体验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权力关系，可能就不是那么必要，甚至还可能被认为会冲淡批评色彩。[12]
二、文化研究的意义
由此可见，在当前的中国环境史研究中，文化维度的缺失，不仅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亦可以说是一种必然。那么是不是说，对环境史来说，倡导文化研究乃是缘木求鱼，搞错了方向，或者说文化研究对环境史来说并不必要呢？答案是否定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从现实谈起。
近年来，华北地区及整个东部地区不时出现大面积持续的雾霾天气，让外来的“北京咳”(Beijing cough)一词迅速“走红”。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它“是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易患的一种呼吸道症候，主要表现为咽痒干咳，类似外国人水土不服的一种表现，……北京咳是老百姓、特别是外国人的一种说法，并不是一个医学名词和学术概念，也没有一个定义和确切的症候群。‘北京咳’的叫法，已经在外国人中间流传了十余年，2013年1月初，‘北京咳’竟被外国人白纸黑字地印入了旅游指南”。[13] 如果说这一词汇的出现和被强调，乃是缘于外人身体上的不适及文化上对日渐兴起的中国社会的复杂情绪，那么它的“走红”，则不能不说是当下中国面对环境问题时一种值得思考的文化反应。不断引述外人负面性的说法并将其标签化，借此来表达自己的忧虑以及批判，乃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常见的现象。这无疑是一种值得深入思考的文化现象，不过就此而言，更需要思考的似乎还在于，虽然这一词汇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何以在当下才引起国人广泛的关注？是因为当下的环境问题变得前所未有的严重了，还是国人的环境意识日渐增强，抑或当今社会的信息更为丰富及信息传播渠道更加多元？
当下深刻的环境问题，固然不会因为此类的文化反应而有直接的改观，甚至可能根本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但又有谁能说，这类反应对世人环境认知、意识等可能造成的影响，不会波及人们的日常行为乃至国家的环境政策，并进而对环境产生影响呢？更何况，这类因环境问题形成的文化现象，本身就是历史的重要内容。既然环境史首先是一门历史，文化研究当然就不可或缺。
当然，在环境史研究中引入文化维度，并不只是为了使该研究的内容更加完整而全面，以及更好地理解人与社会因应环境的行为及其影响，同时也可借此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人与其所处环境关系的复杂性，人类文化涉及环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对此我们可以再从疾病史的角度来做一说明。
疾病史研究有多重的视角，如果缺乏生态分析的视角，未必应该归入环境史之列，不过由于疾病特别是其中的传染病与环境间显而易见的密切关系，故而在目前有关环境史的论述中，往往都会将此囊括在内。[14] 不仅一些研究疾病史的学者自觉地将自己的研究归入环境史范畴，[15] 而且还出现了专门阐释环境史领域的疾病史研究意义的论文，[16] 并进而有研究者围绕瘟疫何以肆虐这一问题，提出了“医学环境史”的概念，希望借此将社会和生态两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更全面地解释瘟疫的成因。[17] 不过现有相关研究的关注点基本还局限于疾病的环境因素与疾病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等方面，有些研究虽然是从环境史的角度来讨论疾病史的意义，但实际讨论似乎还只是引入环境史的视野对推动疾病研究深入开展的意义，而没有论及疾病史探讨对环境史研究来说有何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几乎都将疾病当作一种实体概念，而未意识到疾病概念和认知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建构和时代的文化产物。在生态史视野下的疾病研究中引入文化维度，不仅有利于更深入探究疾病的实质与影响，而且还可以促进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生态行为和认识及其背后的复杂甚至迂回的环境因素。就以普遍受到关注的瘟疫来说，中国传统认识中的环境因素就从来未曾缺席。瘟疫本为众多疫病中一种，不过现今早已视为疫病的同义语。在古人的认识中，疫病既是“沿门合户，众人均等”的流行病，同时又是由外邪引起的外感性疾病(即伤寒)。引发疫病的外邪，古人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六气”、“时气”、“四时不正之气”、“异气”、“杂气”、“戾气”等，而且也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但总体上基本都是在“气”这一认识框架下展开的。大体而言，较早时期，关注点较多地集中在反常的自然之气，如“六气”、“四时不正之气”等。而宋元以降，开始越来越重视“气”中的杂质与污秽内容。特别是随着吴有性的《瘟疫论》的出版和清代温病学的发展，到清前期，医界逐渐形成了有关疫病成因较为系统的认识，认为戾气即疫气是由暑湿燥火等四时不正之气混入病气、尸气以及其他秽浊之气而形成的，并进一步密切了疫气与“毒”之间的关系。[18] 这些认识中环境的因素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还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份量不断加重，疫病不仅源于气候的异常变化，而且还与被污染的环境直接相关。这样的认识，不仅会影响到人们面对某些不良环境时的身体行为，也势必会在人们自身居住环境等的选择方面产生影响。不仅如此，这样的认识还与古人对疫病的态度密切相关。由于古人对疫病的认识是建立在“气”的基础上的，而且主要还是自然的异常变化之气，这显然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故而就形成了养内避外的应因策略，即一方面增强体质，巩固正气，使外邪无法侵入，另一方面避开疫气，不受其毒。这样的认识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强大的思维惯性，虽然后来人们意识到秽物之气亦会致疫，但人们的应对仍以避为主，最多就是采取熏香或佩带香囊的办法盖过秽恶之气，而一直没有出现主动采取措施改变环境以消除病源的意识。[19] 显而易见，历史上人们对疾病的认识，不仅与环境认知及其相应行为密不可分，而且还在相当深的层次影响到了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可见，引入文化维度对深入全面地考察人与环境互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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