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网-中国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历史朝代顺序表、历史人物故事、看历史、新都网、历史春秋网移动版

首页 > 中国史 >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

浅议生态史研究中的文化维度(2)

三、文化研究内容
    在环境史研究中引入文化维度,不仅有利于更全面深入考察环境变迁的内在机理,而且也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人类环境认知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历史性。前面已经谈到,国内的环境史研究虽然比较缺乏对文化研究的关注和专门论述,但作为人类社会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在大多数学科建构的论述中,并未被排斥在外。比如包茂红将“文化或知识的环境史”视为环境研究的四个组成部分之一,其“主要研究人类如何感知环境,这种认识反过来又是如何影响人类对环境的适应与利用的”。[20] 王利华也将人类的生态认知的历史视为环境史应该重点关注的方面,指出:“生态认知系统的历史——包括格物认知、伦理认知、宗教认知和诗性认知,涉及科学、宗教、民俗和审美等诸多方面,考察历史上人类关于自身与环境关系的认知方法和知识水平,考察有关思想、观念、经验和知识如何影响人们同环境进一步打交道。”[21] 这些论述对日后的环境史研究来说,无疑是很有指导意义的,不过由于其并非专门的论述,似乎还有可以进一步细化和补充的空间。笔者认为,环境史中的文化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人类因应环境所形成的文化内容。这主要包括人类在因应环境时所形成的生态认知、环境体验和有关环境的文化反应三个方面。
    生态认知对环境史研究的意义显而易见,实际上这也是目前有关环境史论述中被最多提及的文化方面的内容。这方面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早已有非常优秀的著作问世。唐纳德?沃斯特在《自然的经济体现:生态思想史》[22]一书中,非常深入而系统地向我们展示了18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主要是英国和美国)生态认识的演变历程,让我们看到了当今流行的生态认知的历史性及其形成的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他没有简单地将对当今世界“始终打算驾驭自然,以增加他们的财富和权力”这一生态认知的批评作为该书的目标,而是在更深层次阐述了这一研究的意义:“我们再也不会把自然界定位成某种通过完全公正的科学研究可变得易于理解的永恒完善状态,也不会有新发现和权威性的典籍加以倚靠。只有通过认识经常变化的过去,我们才能在并不完善的人类理性的帮助下,发现哪些是我们认为有价值的,而哪些又是我们该防备的。”[23] 沃斯特的这一经典性研究已极有说服力地展示了生态认知这一文化史探讨对环境史乃至历史学研究的重要价值。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探究历史上人们的环境认知并不应局限于环境本身的议题,其实,有关疾病和健康等方面的认知同样也关涉人的环境认知。前面关于疫病认知的论述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环境体验是指人处在特定环境中所形成的有关环境的日常感受。它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化史和身体史的意义不言而喻,而对环境史研究来说,也同样不可或缺。它实际是人适应环境的一种结果和表征,借此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类适应环境的机制和过程,并透视这类感受背后的环境状况。比如对气味的适应程度,不仅具有个体上的差异,而且也存在文化上的区别。比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在长时期里,有气味的人意味着力量与富裕,许多谚语表明了这一点。人们用粪便臭味来抵抗瘟疫,大门口的粪便垃圾堆不使任何人感到不适,而是代表这家人的富足——这是了解未婚妻可能得到的遗产的可信标志。”[24] 然而,到了近代,臭味已经变得让人难以忍受。而透过这类感受,亦不难让我们感知时人所处环境的状貌,比如前举的例子可以推测,中世纪欧洲大门口的粪便和垃圾堆积应是常见的现象。又如,晚清河北的一位士人记下了他初到北京后的环境感受:“余初入都,颇觉气味参商,苦出门者,累月。后亦安之,殊不觉矣。”[25] 咸丰时浙江海宁的王士雄到上海后,感到此地“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26] 从这些感受中大概不难体会到当时都市环境状况的不良,至少多有不如中小城镇与农村之处。
    有关环境的文化反应,指的是人类在应对所处环境及其问题过程中所出现的具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文化行为。除了上文所举现实例子中所说的内容外,在历史上这方面的内容也十分丰富,比如,面对灾变的祭祀祈禳活动,出于对自然的敬畏而形成的某些民间信仰与习俗(如民间的山川、土地信仰),某些节日风俗(如端午节中实际含有消毒内容的习俗),和以诗词等文字形式对环境与灾变的文化表达等。至于这方面内容对环境史的意义,在上文已有说明,于此不赘。
    第二,以上所说的文化内容对环境的可能影响。环境自身的演变及其成因乃是环境史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以上所说的文化内容,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环境策略、行为以及环境本身产生影响。比如,前述“北京咳”一词就多少会通过外人的压力来对国人环境意识和环保政策产生影响。又如,对疫病的预防观念,中国社会在近代经历了从“避疫”到“防疫”的转变,相对消极的“避疫”较为明显地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社会顺应自然的思想倾向,而“防疫”则以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出现,主张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力量主动去改造环境防治疫病的发生和蔓延。对自然不再是一味的顺应,而是尽力抗争和改造。这种改变无疑会对人们的环境行为和环境本身产生影响。再如,前面谈到的人们对臭味的感受和认识在近代的变化,也同样有这样的效果。由于臭味变成了严重危害健康的病因,所以也就成了近代卫生机制优先要加以处理的问题。人们采取种种举措,包括整治环境、创建近代粪秽处理机制、发明大量除臭剂等来维护自身的健康。我们暂且不论这些措施是否对人类的健康完全必要,至少如此不同的认识,必然会影响到人类的生活环境,同时也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比如大量化学除臭剂的使用)。[27]
    第三,以上所说文化内容背后的文化内涵,如利益纠葛、权力关系和社会文化特色等。当今的国际学术界在经历了文化转向与语言转向之后,早已不再将语言和文化简单地视为反映客观事实或思想的实体概念,而多将其视为一种人类的建构(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建构),一种分析和探索的对象。这样的认知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西方特别是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已有显著的体现。[28] 就拿环境史研究中使用最为频繁的概念“自然”来说,其在著名的环境史家克罗农看来,就“完全是一个人类的建构”。他说,在当今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自然,实际上,“自然”都是不自然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自然。[29] 即便是对后现代史学持有高度谨慎态度的唐纳德?沃斯特,也对人类生态意识的历史性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阐释,他指出:“假如生态学家更加熟悉他们这一领域的历史,他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在历史学家看来,他们的教科书中所描绘的自然经常是不真实和虚构的。”“一应名词,诸如生态系统、小生境、竞争排斥、生物量、能量流、板块构造、混沌等,都不过是‘名词’,是必须当作名词进行分析的。……所有环境史学家探讨的科学都以语言的形式呈现于他们面前,而语言饱蕴比喻、修辞,暗藏结构,甚而世界观,总之,它们是由文化所充实的。……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分析的中心对象,因此,他或她都必然坚信,科学家的名词是不得不经过检验的。它们自身就值得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而予以重视,亦即是说,它们可能就是道德或者伦理信仰的表现方式。”[30] 我们亦不难找到中国疾病史上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比如,对古代的文献中记载甚多的“瘴气”,目前学界已有相当多的探究,这些探究大多关注的是其为今日的何种疾病、分布状况以及与环境的关系等,[31] 而较少将其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加以探讨,张文则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此做了别开生面的研究,从这一概念背后看到了地域歧视与文化偏见,认为瘴气和瘴病是以汉文化为主题的中原文化对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地域偏见与族群歧视的形象塑模。[32] 实际上,在众多文人的表述中,瘴气往往与烟瘴之地相关联,瘴气概念所表达的不只是偏见与歧视,也有对未开发地区不健康环境的想像。透过这样的探析,无疑可以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历史面相与文化内涵,从而推动环境史乃至历史学的深入开展。
    四、余 论
    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倡导者来说,当下环境问题的日渐严重,无疑是其最响亮也最具说服力的理由。历史研究不能自外于现实,因感受环境问题而展开环境史研究,不仅正当而且必要。不过,作为一项自成体系的学术研究,若仅一味以此相标榜,似乎亦让人感到进一步思考的空间。日本的生态人类学家在谈到日本的这一研究时,颇出人意料地否认了其与环境问题的直接关联,“日本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并不是与全球‘环境问题深刻化’的步调相配合来进行的。而是通过对日本、非洲、新几内亚、大洋洲、东南亚等不同区域进行长期的野外调查,以依赖自然环境而生存的人们为对象,详细地收集和积累资料并探求理论概括的科学研究。”[33] 这样的认识对真正的学科建设来说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其实,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目前为应对环境问题而影响日炽的环保主义同样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化现象,其众多的认知与表述同样是一种文化的建构,值得我们去分析和批判。如果我们不能真正体认到人类认知及其与环境互动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只是从以往历史研究中的缺乏生态意识转换为一味关注环境的环境至上论,那不过是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恐怕无益于推动我们全面而深入地呈现和认识历史。环境史的研究固然是希望通过其研究以增益人类的生态学意识,但同时似乎也需要文化地来理解这样一种潮流和现象,这正如沃斯特所指出的那样:“我献出这部生态学历史,是试图激发一种对科学和环境保护主义两者都少点天真的观点。历史并未教导我们必须拒绝这两种现象中的一种,而是要把它们理解为复杂的、多方面的、常常是互相矛盾的思想运动——如今这些运动在每个国家里都已对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重要”。[34]
    注 释:
    [1] 关于国内环境史研究兴起的情况,可以参阅王利华:《作为一种新史学的环境史》,《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梅雪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包茂红:《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185页;夏明方:《历史的生态学解释——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新革命》,载夏明方主编:《新史学》第6卷,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43页。关于学界对这一研究的关注和倡导,从近年举办的高水平学术会议及一些重要的学术刊物比如《历史研究》、《南开学报》、《史学月刊》刊发相关的笔谈和专栏论文中不难看出。而有关中国目前环境史研究注重国外相关成果的译介和学科理论建设,从活跃于这一领域的学者包茂红、王利华、梅雪芹、侯文惠和高国荣等人的主要成果中亦不难看出。特别是包茂红和梅雪芹,已有相关的专著问世(包茂红:《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梅雪芹:《环境史研究叙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王利华的最新著作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徘徊在人与自然之间——中国生态环境史探索》,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2] 维度(dimension)原本是一个数理概念,是指“在一定前提下描述一个数学对象所需的参数个数”,或“一种视角,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是一个判断、说明、评价和确定一个事物的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条件和概念”(参阅“百度百科•维度”和“读秀•词条•物理维度”)。该词在当今中文语境下含义较广,亦不固定,本文中的“文化维度”主要有以下两层含义:一是文化的视角,即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探究生态史;二是文化属性,即生态环境所蕴含的文化属性和意蕴。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