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有许多问题需要思考和研究，这里仅就史学发展趋势、传统史学的历史命运、史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讲一点认识。
一、近百年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
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面貌，比之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史学来说，都显得更丰富、更复杂。这是因为：第一，20世纪的中国历史处于大变动、大发展的时期，从19世纪末戊戌变法为高潮的改良运动的余波到民主革命的酝酿，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新中国成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到极“左”思潮的发展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的确立到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每一个重大历史事变、历史转折、历史进步，都深刻地影响到历史学的面貌。第二，20世纪的近百年中，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浪潮虽时起时伏，时伏时起，但总的趋势是日益加强而不可阻挡。在这种形势下，中外史学的融汇乃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在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第三，19世纪形成的科学的历史观--唯物史观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传入中国，并逐步发展为在中国史学上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理论，从而引起了中国史学的根本性变化。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只有认清了这个背景，才能厘清它发展的主要趋势。
从史学发展的宏观方面来看，特别是从史学自身内在本质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来看，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趋势是：从传统史学在已经开始走向近代化的途程中，进一步向“新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的过渡，以及“新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所取得的成就；当“新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兴起之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产生并在三四十年代获得重大成就，从而在发展方向上渐居主导地位；新中国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大地上得到了广泛传播，这是中国史学发展上最伟大的事件；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政治上的“左”倾思潮，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潜伏着巨大的危机，而“文革”十年则把这一危机从潜在的形式变成了公开的形式，史学违背了大多数史学家的意志而陷入极大的误区和绝境，以致于“儒法斗争史”和“批儒评法”得以泛滥成灾；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路线确立之时，便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拨乱反正、重振雄风之日。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的春天。这一总的发展趋势，揭示出如下一些规律：
第一，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近代，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却是一个不可遏止的趋势，其近代化的程度是从进化论、新方法、史学与相关学科的结合，走向唯物史观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由此表明，随着社会的进步，史学的本质属性也不断受到严峻的挑战而必然要有所蜕变，古代史学变为近代史学，近代史学由多途并进而终于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和生命力是无与伦比的。
第二，百年史学的种种进步，归根结蒂，历史观的进步是最显著的进步。20世纪中国史学在历史观上的进步表现为两个发展阶段，即从古代历史思想之积极成果--朴素的唯物观点和朴素的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从近代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两个阶段都是中国史学发展上具有根本性质的变革，而后者则使历史学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那末，为什么说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呢？首先，在悠久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尽管历史观也在不断地进步，但是，百年左右，历史观出现两次根本性质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其次，20世纪的中国史家十分自觉地强调历史观的重要。如“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认为：史学即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于是便产生了“历史哲学”；“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1〕这样，他就把“公理公例”、 “历史哲学”同“良史”直接联系起来了。又如从疑古走向考信的顾颉刚，在他于1945年所著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的“引论”中，对“民国成立以后”中国史学之进步的原因作分析时，也十分强调历史观的重要，他写道：“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这是他对“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的评价，比之于梁启超之限于“良史”的判断来得更加广泛。再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始人郭沫若，在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中不无针对性地指出：“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的观念，连‘国故’都不让你们轻谈。”〔2〕其锋芒自不在梁启超之下。再次， 历史观的进步与变革，是历史学在其本质属性上的进步与变革。李大钊曾撰《史观》一文，指出“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纪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3 〕他在另一篇论文《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还说过：“因历史事实的解释方法不同，从而历史的实质亦不同，从而及于读者的影响亦大不同。”〔4〕他的这些论述， 一则表明了历史观是不断发展的，二则表明了历史观决定着史学的“实质”。
第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但它总是要前进的。其顽强的生命力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人们观察历史的科学的方法论，只要真正坚持对于唯物史观真谛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史学就能够克服任何曲折而不断为自己开辟深入发展的道路。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方面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努力走出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误区，端正自身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则以开放的姿态，吸纳中外史学的一切积极成果，用以丰富自己。许多历史理论问题和史学理论问题被提出，并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阐释，以及在这些理论指导下撰写出来的著作纷纷问世，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更加成熟的表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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