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端正学风，走向新的世纪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学术界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安定的政治环境，极大地激发了学术界的研究热情和创造勇气，新问题、新见解、新成果层出不穷。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新学习和全面理解，学术界逐步走出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误区，在理论和方法论上进入比较成熟的发展阶段。
--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中国学术界对外国学术发展状况与趋势的了解，对外国学术成果的引入与借鉴，从而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丰富了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尤其是交叉学科、边缘科学的蓬勃兴起，给学术界带来了新的活力。
--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学术工作者，生逢其时，较少旧的束缚，视野开阔，知识面宽，进取心强，创造意识突出，显示出盎然的生机。
凡此等等，表明了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终于走上了振兴之路。中国史学的面貌也大致如此。
这是近20年来中国学术发展的主流。然而，学风的失正，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一件“小事”说起，这件“小事”就是近些年来史注的衰落。
中国史学发达，而史注的发达便是一个重要方面。如《史记》有三家注；《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众家之说以丰富其书，注文字数几近于原书；《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也都旁征博引；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所考多是关于一事众说以存其异等等，后人读他们的书，考镜源流，原原本本，可以了然。中国史注的发达，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一种体例。然而近20年来，史文之注日渐衰微，其严重者以致于“省去”了其文立论之所据，形成一种以他人之说为己说，以他人之发现为己之所发现的假象。这种隐瞒前代人或同代人学术成果对本人启示的做法，有愈演愈烈之势。倘不思改进，如此下去，则中国史学的诸多见解不独难以考镜源流，恐怕更有面临经不起推敲的窘境。居安思危，可不惧哉！至于浮华急躁之心，目空前贤之论，热衷于构建体系，陶醉于标新立异，这些不良的学风在史学界亦多有反映。这种不良学风，不仅危害今人，而且殃及古人。譬如有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历代帝王训政丛书》，其中有一本《唐太宗治国训政》，全书所录竟是唐代史家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而编著者和出版者竟没有在任何地方说明这是全文照录《贞观政要》，从而欺骗了一般读者。更令人哑然失笑的是：《贞观政要》一书多是唐太宗同大臣们的问对论政，书中有许多唐初大臣们的言论、奏疏，还有几位名臣的传记，这些怎么都可以归到“唐太宗治国训政”的名目之下呢？这样践踏古人、践踏史学名著的做法，说明当今的学风已经不良到何等程度！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实在是不可轻视的。
20世纪中国史学有坎坷的道路，也有辉煌的历程，近20年来的成就是令人鼓舞的，但不良学风的滋长、蔓延却又令人忧虑。现在有些传媒，有的大学校长，还有教育部门的高层咨询机构的学者们，已对目前的不良学风表示严重的关注，表明中国知识界的良心和正义，科学和诚实，还是主流，不良的学风终归要受到抵制、揭露和批评。对此，我们也应有充分的信心。
愿中国史学端正学风，走向21世纪。
注释：
〔1〕〔6〕梁启超：《新史学》。
〔2〕〔7〕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3〕《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70-71页。
〔4〕同上书，第147页。
〔5〕以上均见《新史学》。
〔8〕《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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