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以上的事实中，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来呢？
（1）4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在经过与史料学派的长时间较量后，已开始放弃“对着干”的意气和情绪，在逐步向史料学派长期盘踞的阵地挺进。
二三十年代，在崇尚材料、崇尚考证、倡导“史学本是史料学”的学术风气下，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崇尚方法、崇尚史观相抗衡，是可以理解的。而高扬方法本身，对此后中国近代史学的健康发展，也起到了相当的推动作用。但是，你重材料，我就只重方法，你瞧不起史观的作用，我也贬低、轻视考据的地位，这种“对着干”的治学心态，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现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终于醒悟到，“对于材料的征引”，首先不“经过严密的批判”，是不行的；对旧文献的掌握如果不超过史料学派，仅靠科学的史观及方法，又怎么能够取代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呢？就是在这种认识的驱使下，这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拓者们，在史料学派奠定的基础上，埋头于史料的搜集、考辨、整理和史料学著作的撰述。香港学者许冠三先生在评价翦伯赞这时的史料学研究时说，这“显示他深知史料学的重要，且有意于当时的主流史学一较高下”，而他对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地位的认识，更“在傅斯年的‘史学本是史料学’之上”（51）。从事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历来是史料学派的拿手好戏，现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亦举起“史料”的旗帜，并闯到对立学派的阵地上来，想在他的后院与他争长竞短，把他的看家本领学到手，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一大方向性变化。
（2）50年代末期开始的聚讼不已的史论关系讨论， 明显是两大史学流派重新公开分化的表现。
我们上面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40年代中后期正向史料学派靠拢。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对材料的重视，从此就根深蒂固地巩固下来，更不是说，这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已本“照着材料出货”的态度治史，从此戒绝了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只是说，解放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正在克服着自身缺陷，向着科学的目标运动，并且曾经有一个时期已经达到或至少接近了这一目标。建国初期，人们对方法与材料的态度基本上是这时态度的继续。尽管50年代前期史学界与理论界一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历史唯物论与社会发展史的运动，尽管在由批判俞平伯引发的对胡适的清算中也曾连带伤及了一些史料学派的成员，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材料的态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一大型资料书的出版，可以说，既承当年《食货》的传统，又与史语所工作旨趣不悖。而规模之大，考订之精审，则为他们所不敢想望。这一工作是在范文澜、翦伯赞主持、参与下，两大史学流派合作的结晶（52）。这种局面如能持续下去，中国史学的前景将不可估量。但是，从1957年开始，史学界却爆发了一场对“史料即史学”的批判，高潮期间，傅斯年、陈寅恪、荣孟源等因从事史料考据而遭受点名指责，“考据学”一时成了史学界的“资本主义道路”的代名词，史料学派公开地受到歧视和排斥。与此同时，在否定了“史料即史学”之后，人们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以论带史”的口号。很明显，这是偏重方法轻视材料恶习的复活。这表明，一些人在对方法与材料关系的看法上发生了严重的倒退。到“三年困难”时期，当人们在新的气氛下对1958年的这场批判进行反省时，作为对偏重方法的回敬，“论从史出”的治史主张登上史坛，并获得广泛响应。不管这一主张的倡导者的主观动机如何，这一主张本身在当时的气氛下出现，不能不说主要反映了史料学派的心声。从60年代中期起，“以论带史”的主张在极左路线逐步支配全局的背景下，又猖獗起来，但当它走向极端时，史学自身的存在也就取消了。“文革”结束后，一股被称作“回到乾嘉去”的史学思潮一度风靡整个史学界，“论从史出”的主张也“前度刘郎今又来”。这当然是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那种“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浮泛治史作风的高压反弹，但也再一次更有力的显示了史料学派的潜在影响，引起了人们的深深忧虑（53）。“论从史出”与“以论带史”这两面公开打出的旗帜，曲折反映了史学界两个史学流派重新开始的对抗。这种对抗，虽然和解放前的对抗有根本的不同（54），但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却比解放前来得更为有力，更为深刻。克服这种时起时伏的两极对抗，巩固地确立方法与材料并重的治史态度，看来是中国历史科学事业稳定发展的前提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抗战后期的大繁荣为我们提供了先例。
注释：
①在周予同看来，“七七事变”后，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是：“撷取疑古、考古、释古之派的优点加以批判的综合。”（《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四辑，1941年）香港许冠三先生在近著中进一步指出：“抗战后期，史学界趋向协调综合的潜流日益增大。”（《新史学九十年》〈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页）
②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4月初版，第282页。另一趋势指的是：“新史学之建设及新史之编纂。”
③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学衡》第45期，1925年。
④五四以后，胡适虽高扬“方法”，但具体到历史研究上，他的方法主要指的是“以校勘、训诂为本的文献材料整理术”和“以内外考证为主的史料审定术”。（《新史学九十年》〈下册〉，第140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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