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上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吕振羽。从1933年开始，他接连撰写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他欢呼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问世，赞赏郭沫若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不可能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法则之外另有一个途径的观点。并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意见，认为中国社会在殷以前为原始社会，殷为奴隶社会，西周以后为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开始转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吕振羽史学的突出特点，便是对反对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国民党新生命派、改组派和托陈取消派的几个很有影响的、错误的社会史理论问题作了尖锐的批判。他驳斥了很受信奉的是几亚尔对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述，认为其理论的政治用意在于存心隐蔽地主对农民土地的占有，隐蔽土地对农民的束缚。他还驳斥了当时否认奴隶制为人类社会发展常规形态必经阶段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奴隶制度的阐述，“明白的在指一般的古代的阶级压迫之支配形态而说的，并不曾限定为希腊和罗马。”“若没有这一特定阶段的存在，则后来的‘文明时代’便不可思议。”他还批判了所谓“商业资本社会论”，指出商业资本这东西，“并不能独自的代表何种生产力”，“她是在最远的古代就已存在着”⑥。他说，“由封建主义的生产方法到资本主义之一过渡期间，并不曾有所谓第二种生产方法的存在”⑦。
当时，马克思主义者所批判的，是社会史论战中几个有影响的问题，翦伯赞、邓云特（即邓拓）等人也都参加了论战。李鼎声（即李平心）还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的理论为指导，写作了《中国近代史》一书，从而使中国社会有规律发展的理论和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扩大了影响。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形态发展规律理论的阐述是在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判中逐渐深入的。大革命失败后‘《新生命》第1卷接连在第9-10期刊登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和梅思平的《中国社会变迁的战略》两文，宣称中国社会绝对不是“封建社会”，“完全是一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这家杂志还在为第2卷第8期的一篇文章写的“编后语”中称，中国历史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由黄帝至殷，“采奴隶制度”；第二期由周至秦，“为封建国家”；第三期由秦至最近，“为官僚国家”。不过，1927年“国民革命的完成”，“中国完全进入了现代式的国家”。公孙愈之（顾孟盂）在一篇文章中还说，中国封建制早在战国已经“消灭”，因此，当今以“暴动没收土地”，“难免引起普遍的反动”。李季则说，中国历史可分为五个阶段，即，唐虞前至虞末为原始共产主义，夏、殷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期，周取封建制，秦至清为前资本主义，鸦片战争以后为资本主义社会⑧。他们的阐述，或有意否认和取消奴隶制，或有意缩短封建制，或拉长资本主义制，其目的在于否认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中国人民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为四·一二政变后上台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推行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制造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批判，正是出于对这种挑战的反击。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最艰难的时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阐述，对于正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革命者，不啻是一帖猛然的清醒剂。正如尹达在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锋利的文字笔法，把枯燥的中国古代社会写得那样生动，那样富有力量，对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正象打了一针强心剂”⑨。一位史家还评论说，郭沫若、吕振羽等人的努力，犹如《桃花源记》中所写的，“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他说，“起先看起来，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古代社会历史研究，表面上并没有和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实际斗争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但它向人们有力地指出，中国社会历史从何处来，将要奔向何处去，昭然若揭”⑩。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各种错误观点的批判，不仅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出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古代史研究也已展开，且扩及至思想史、近代史诸领域。
三
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后一个突出的发展时期，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给予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最多支持的时期。
对中国通史的研究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一时期着力于中国通史的研究主要是为迎接下列三个方面的挑战：（1）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文人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 说中国是“亚细亚式”的停滞社会，这种“停滞”状况，只能靠“皇军的武力”才能“最后的克服”；（2）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采取诱降政策，国民党当局也加紧反共磨擦，鼓吹复古主义，企图诋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3）动员最广大的民众投入艰苦的抗战，亟需加强国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适合教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投入了对中国通史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吴泽的《中国社会简史》等著作相继问世。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是这些著作的一个共同特点。所谓民族化，即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恰切地阐述中国历史，体现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特点；所谓科学化，即坚决反对腐朽的封建文化，以正确的、批判继承的态度评论古史、古人；所谓大众化，即行文通俗易懂、晓畅明白，便于广大干部、战士和民众阅读。正因为它们具有这些鲜明的特点，又针对了抗战过程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从而使人们在对历史的反思中找到理解现实的钥匙，因此它们刚出现，不管在延安还是在重庆，都受到了民众的普遍欢迎。
近代史研究带有更强烈的现实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着眼点更多地转移到中国近代史领域是从抗战后期开始的，到解放战争时期，更是走向了高潮，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华岗的《中国近代史》（上）及《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吴玉章的《中国最近五十年民族与民主运动简史》、李平心的《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刘大年的《美国侵华简史》、胡华的《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略》、吴泽的《梁启超与康有为》等。这些著作以其鲜明的战斗姿态坚决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国内统治者的屈辱之举。作者们指出，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入使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而中国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是近代中国社会黑暗的又一重要根源。他们认为，在中国，幸亏有了人民反抗斗争，才得以阻遏了帝国主义铁蹄的进一步蹂躏。有的著作还认真研究了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认为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的幻想，都曾“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深谙史学精神的人不难知道，所有这些研究课题和内容，都有为现实指明出路的意思。以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为现实提供咨询，从来都是史家的一种传统。
与前一时期相比，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更多的成绩。这不仅表现在研究领域和范围的扩大，还表现在研究人员较前一时期有了更大规模的增长，而且出现了专门的史学研究机构，如延安马列主义研究院历史研究室，并出现了有关刊物。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由于有了较稳定的边区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从宏观上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指导，一些重大研究项目，如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史等，都受到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还曾作为党的学习文件下发。毛泽东还多次亲自阐述了历史研究所必须遵循的方法论，他强调，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现状，才能做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可见，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正确的历史研究已是中国革命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这也是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所以能兴起高潮的一个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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