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业待兴，中国共产党肩负的事业更宏伟，更艰巨。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要清除长期来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体系。两者都有赖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建设，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努力。
毫无疑问，一种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民经济基础的建立，必须把反映它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国之本；为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包括唯物史观的教育，是思想战线的一大任务。这一工作，除了哲学家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责无旁贷。为此，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吴玉章、华岗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指出，应该把历史的动力，“归结于物质生活的生产”，“归结于生产这些物质生活资料的方式”，“归结于社会经济基础”（11）。他们谆谆告诫同行，必须从人民的立场出发治史，“寻找历史的主人是谁，这对我们知识分子具有头等重大意义的。”他们强调，要做到从人民出发治史，首先要做到“爱人民之所以爱”，自觉站到人民的一边；还要深入群众和实践，没有正确的群众观点和实践经验，“就无法了解历史运动的具体性和群众实践的深刻性”（12）。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努力，引导中国历史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郭沫若将这种变化归结为六个方面，即从唯心史观转到唯物史观，从个人研究转到集体研究，从各的事业转变到群众事业，从贵古贱今转变到注重现代史研究，从大汉族主义转到少数民族史研究，从欧美中心主义转变到注意亚洲史及其它地区史研究。这六大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国民精神的转折，是德国共产党革命事业新发展的标志。
由于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底子薄，实力差，物质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都还落后，所以民族自卑心理、崇洋情绪或多或少存在于一部分干部群众中，因此从增强民族凝聚力、增强民族自信心的立场出发，爱国主义的教育亟需加强。从祖国悠久的历史中，发掘灿烂伟大的文化遗产，讴歌为中华民族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以及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精神的工作，当然也非史家莫属。郭沫若在1951年5月10 日致开封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分会的一封信中说：“历史教学在教育工作中占极重要的地位，尤其在普及并深入爱国主义教育上是最基本的工作。”他强调：“史学的研究是国家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思想教育的一种很好的工具。”“希望大家把历史研究任务的重大性经常地提到念头上，继续不断地付出最大的力量来推进历史研究工作和国家建设事业”（13）。郭沫若的这一番话，一方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出的新要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时史学家的新动向。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中国的史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中，以古代史研究而言，出现了古史分期讨论、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讨论，也即著名的古代史研究的“五朵金花”。就中国近现史研究而言，有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讨论、李秀成及其《自述》的研究、洋务运动的研究、辛亥革命问题研究等。世界史的研究也不断拓展。郭沫若的《中国史稿》、范文澜改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后改称《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吕振羽修订的《简明中国通史》、侯外庐陆续出齐的《中国思想通史》、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等是这些研究中涌现出来的最有影响的著作。史学界这些缤纷灿烂的成果的出现，是史学界普及唯物史观的缘故；同时，现实的需要，也确实有必要反思封建社会如何崩溃并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究明现实革命的意义。这再一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现实性结合一气的特点。事实上，1976年以后的历史学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
五
我们对几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及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回顾可以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顺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支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贡献是突出的、特殊的和其它社会科学学科所难以取代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注、领导和支持，也是源远流长，富有成功经验的。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两个很值得注意的经验。
首先，中国共产党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运用它为批判的武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武器，发挥它在摧毁旧世界和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的作用的经验，非常重要。事实上，历来的史学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始终有个受历史观支配、受阶级立场左右的问题，因此史学的阶级属性十分鲜明。在中国历史上，殷商奴隶社会，奴隶主靠鼓吹“帝”或“上帝”主宰一切维系统治；到西周转入初期封建制，统治者便发出“天命糜常”、“敬德保民”的呼吁，一反过去的历史观念。进入近代社会，梁启超大声呐喊批判封建史学，鼓吹“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并把史学视为“爱国心之源泉”。这不仅出于拯救祖国的需要，也出于他想建立新的阶级政治的要求。所以史学的阶级性、政治性、现实性、时代性始终是鲜明的，尤其在历史的重大的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出于这种历史的必然。这是一个珍贵的启示。倘若忽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就不成其为中国共产党。
第二，马克思主义史学介入社会现实。历史表明，没有哪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研究课题是不介入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兼革命家、战斗者的情况更是枚不胜举。这种状况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史学生命的源泉在于介入现实，并努力体现时代精神。凡是真正成功的、有影响的、传世的史学著作，也必然是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著作。孔子《春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他致用于现实；司马迁《史记》饮誉海内外，在于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成功，有为统治者资政的一面，但总体上还是有利于社会安定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介入社会现实，不只是这一学科的特点，也是史学一贯本质的要求。作为一种优秀的史学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应弘扬光大这一传统，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
由此也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特点。所谓科学性，即用科学唯物史观正确阐述历史，科学分析历史，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所谓革命性，即时时处处和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紧密相连，体现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特色。当然，宏观上、本质上的特点并不等于史学研究的每个具体细节。在具体史著、具体史家、具体课题的研究方面，违背科学性、革命性的情况还是存在的，如搞影射史学等。所以无论党的领导还是史学家，都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毫无疑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是必须一以贯之的。所需注意的问题在于：第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要以更正确、更全面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来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第二，注意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实性。如果每位史家都根据自己专业的特长，将本质上有益于现实的研究课题选好，史学也无所谓“危机”了。第三，党的领导要继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宏观领导和支持。如果说，建国前、建国初党的主要领导曾热心于此，那末今天的领导也许更应该这样做。正如毛泽东同志说过的：“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注释：
①《李大钊文集》，第187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②陈独秀：《国庆纪念的价值》，载《新青年》，第8卷，第2号。
③参见蔡和森1920年致毛泽东的信。
④瞿秋白：《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载《向导》，第12期。
⑤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⑥⑦吕振羽：《史前中国社会研究》，第19-27页，第31页，人文书店1934年版。
⑧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神州国光出版社，1934年版。
⑨尹达：《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载《解放日报》，1945年3月16日。
⑩刘大年：《开拓者的启示》，1986年10月在“纪念吕振羽同志史学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
（11）翦伯赞：《怎样研究中国历史》，载《新建设》，第3卷，第2期，1950年11月。
（12）吕振羽：《史学研究论文集》，第47页，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3）郭沫若：《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载《大公报》195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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