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代西方一些史学家把启蒙史学称为新型史学⑦。这种评价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认为它之所以成为新型史学，最重要的是，启蒙史家力图运用新的历史观来阐释历史，否定了单纯罗列史实的传统历史编纂学，要求建立“哲学家的历史”，第一次提出了研究历史哲学、探讨历史的内在联系、发现历史发展规律的任务。
启蒙史家大都是历史决定论者，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服从于永恒的规律，必然性统治一切，偶然性只是表现必然性作用的工具。伏尔泰写道：“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协调一致的、有联系的、有制约的，……永恒的锁链不能扯断，也不能错乱……必然的命运是整个自然界的规律”⑧。孟德斯鸠更强调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他写道：“我们的世界是由物质的运动形成的，……它的运动必定有不变的规律”，“世界没有这些规律便不能生存”⑨。他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运用这一观点指出，罗马共和国的灭亡不能归咎于庞培、凯撒等人的个人野心和偶然机遇，而是“一般原因”，即历史发展趋势的结果；只有在积累了足以使共和国瓦解的一般原因时，个人作为一般原因的工具才会对共和国的灭亡起作用；偶然性只能延缓而不能阻止必然性的作用、历史具有规律性的理论，是启蒙历史学的最宝贵遗产。普希金因此而称赞道：“伏尔泰是将哲学的灯台带进昏暗的历史档案库的第一人。”⑩
启蒙时代存在多种历史哲学，居主导地位的是以伏尔泰、杜尔果、休谟、孔多塞等人为代表的理性决定论。这种理论主张，人类存在普遍一致和永恒不变的理性，理性长期受情感、迷信、偏见和暴政等非理性力量的压制，致使人类长期处于野蛮愚昧状态。理性不断要反抗非理性的压制以获得解放，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理性解放的程度不同，便表现为历史的发展和各民族的差异。这种理论实际上将理性视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并将人类历史说成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过程。理性决定论虽产生于17世纪，但到启蒙时代才发展成熟，并被运用于具体历史研究。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将千余年的欧洲史归结为不同思想的斗争，首先是基督教与古代宗教的斗争并由此形成罗马教皇和中世纪国家；接着是教权至上主义与皇权主义思想的斗争，并导致世俗皇权的衰落和教权统治地位的确立；然后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斗争，导致十字军东征的长期血战；最后是天主教与新教的斗争，造成天主教世界的分裂、民族国家的产生和理性的黎明。这种历史观当然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在这里，不同思想的斗争实际上代表不同社会力量的斗争，理性与非理性则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代名词。这较之教会史学所宣扬的上帝与魔鬼的斗争，包含了更为真实的历史内容，不失为近代历史学的一大进步。
理性主义历史观中最宝贵的是历史进步论。这种理论是同基督教神学史观的悲观厌世主义和人文主义的颂古非今观念相对立的。它虽产生于16、17世纪，但遭到人文主义崇古论的激烈反对，曾引起一场古今优劣的论战。到启蒙时代，历史进步论才压倒崇古论而成为史坛的主流，并首次形成系统的理论。在这方面，杜尔果和孔多塞建树最大。杜尔果著的《世界史论》指出，人类是服从进步规律的总体；进步就是人性的进化和提高；理性是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一切随着理性的运动而前进。他说：“人类虽然交替经历过安定与动乱、衰落与复兴、幸福与痛苦的时期，但总是以缓慢的步伐朝着更完美的境界前进。”（11）这一名言集中代表了18世纪启蒙史学中的进步论。
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一书中，对历史进步论作了系统、清晰的阐述。他认为，人类精神的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必将从自然界和非理性社会的暴政下获得解放。孔多塞将整个人类历史划分为十个不断进步的时代，理性时代则是历史进步的最高点。他确信，在经过许多世纪的摸索后，反抗谬误的力量已经找到，理性已开始其胜利的进程。孔多塞不是把这一胜利寄托在遥远的未来，而是放在他所处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将挣脱一切枷锁，挣脱偶然机遇的支配和进步之敌的桎梏，在通向真理、美德和幸福的道路上以坚定、自信的步伐前进。”（12）
应该指出，在启蒙时代，历史进步论已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被赋予了鲜明的反封建内容。启蒙学者从历史进步论出发，将中世纪的野蛮落后与近代的文明进步相对照，认为中世纪不过是历史进步过程的暂时中断。休谟指出，在中世纪“法律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强权和暴力统治一切”（13）。杜尔果则把中世纪称为“国王没有权力，贵族横行无忌，人民遭受奴役，乡村饱经战火蹂躏，商业和交通被破坏殆尽，最粗野的愚昧无知遍及一切国家和一切行业”（14）的时代。启蒙学者还把他们对政治自由和经济繁荣的渴望与历史进步理论联系起来。伏尔泰说：“进步是不能与商业繁荣和政治自由分割开的”。杜尔果则将历史进步看作物质福利、精神启蒙和政治自由三者的结合（15）。孔多塞则认为，自由平等、政治开明、富裕、和平都是未来进步所不可少的条件。他预言，随着理性的胜利，文化教育将获得全面发展，人类福利将相应改善，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将被铲除，世界将不再有任何形式的统治和奴役（16）。总之，这种历史进步论反映了18世纪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和反封建精神以及对前途充满乐观的信心。
启蒙时代还出现了一些不同于理性主义的历史观。首先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系统阐述的地理史观。孟氏认为，由于气候、地形、土壤和面积等地理条件的不同，造成了各国、各民族精神的差异，进而引起了各国政体形式的不同，使它们走上各自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孟氏的这种理论曾遭到伏尔泰和休谟等人的尖锐批评。但实际上孟氏在强调地理环境的意义时，并未忽视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精神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他认为，地理环境的作用只有通过人的精神的变化才能发挥出来。一些理性主义者虽然批评这一理论，却又程度不同地受到它的影响。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写道：“气候、政治和宗教持续不断地影响人们的意识，这就是解开世界之谜的唯一钥匙”（17）。英国理性主义史家罗伯逊在《美洲史》中通过对美洲地理位置的分析，首次提出了美洲印第安人是远古时代穿过白令海峡经阿拉斯加进入美洲的亚洲人的观点，这一观点为后世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可以说这是运用地理史观解释历史的一个成果。
卢梭不是历史学家，但也对西方近代历史学的产生作出重要贡献。他不是用理性受非理性的压制，而是用私有制的出现说明社会不平等产生的原因，并以种植业和冶金术的出现作为人类脱离自然状态和产生私有制的前提，这里显然包含着唯物主义因素。卢梭指出，不平等的产生既是人类历史的退步又是人类历史的进步，因为它既引起奴役和道德败坏，又使人类由野蛮进入文明。他还认为，人类虽然经历了从原始平等到不平等，但终将从不平等转向更高级的、基于社会契约的平等的过程。这些闪烁着辩证法的思想受到了恩格斯的高度评价（18）。与理性主义者的历史进步论相反，卢梭歌颂原始状态而鄙视近代文明，甚至对科学艺术抱否定态度，认为它们的进步只能扩大社会不平等和加剧人的道德败坏，主张人类应回到自然状态中去，这种悲观复古的思想乍一看似乎是对理性主义的反动，实际上是他已感觉到近代文明的内在矛盾，看到人类取得的文明成就只能为少数富人享受。卢梭的这一思想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社会现实的抗争，其思想发展水平比理性主义超出一个时代，卢梭因此成为近代浪漫主义历史哲学的先驱。
浪漫主义历史哲学是启蒙时代历史学的重大成果。它最早产生于18世纪前半期意大利的历史哲学家维科。18世纪末德国著名历史哲学家赫德尔将它发展为系统的理论，他在《人类历史哲学概论》一书中，集中表述了浪漫主义历史哲学的两个基本理论--历史有机发展理论和民族个体理论。首先，他批判理性主义对中世纪采取绝对否定的非历史倾向，进而把人类历史看作生物有机发展过程，认为每一历史阶段都是这一有机过程的不可少的环节，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不可割断的连续性。因此不能用某一固定的标准（理性）将某一时代（中世纪）绝对否定。应承认每个时代都对人类发展作出了贡献，否则人类历史将变得不可理解。第二，他反对理性主义的人性普遍一致的观点和将世界历史概念化的倾向，认为人性一开始就表现为不同的民族特性。不同的民族特性产生出不同的文明，人类历史是由各个独特的民族个体和文化个体构成的。人类历史的进步并非沿着共同的路线和统一的模式，各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发展方式和道路（19）。这种浪漫主义理论虽然也是唯心主义的，但较之理性主义历史观仍是一大进步，它为19世纪的浪漫主义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启蒙时代在史学史上虽被称为理性的时代，但启蒙历史理论却不止一家，各种理论既展开尖锐争论，又相互影响和渗透，以致我们既找不出一个纯粹的理性决定论者和地理决定论者，也找不到一个纯粹的浪漫主义者。因为这些理论在当时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强烈的反封建性。它们都从不同方面为新兴资产阶级史学提供了理论依据，促进了这个时期历史学的繁荣。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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