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清代乾嘉学派即所谓汉学派以主要在古籍和史料的整理、考订方面的成就，而具有鲜明的特点。从历史文献学的观点来看，它在这方面的成就自亦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主要在嘉、道年间致力于学术文化事业的阮元，正是从历史文献学方面总结了这个学派成就的最后一个汉学大师。
侯外庐先生指出：“阮元是扮演了总结十八世纪汉学思潮的角色”；“如果说焦循是在学说体系上清算乾嘉汉学的思想，则阮元是在汇刻编纂上结束汉学的成绩。他是一个戴学的继承者，并且是一个在最后倡导汉学学风的人。”①因此，总结阮元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成就，不仅对于进一步说明汉学的特点和学风是必要的，同时对于清理中国历史文献学史在这一发展阶段上的若干细节也是必要的。
一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死后赐谥文达，故后人称为文达先生。他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入仕，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致仕，整整五十年仕途，历任编修、詹事、督山东学政及浙江学政、浙江巡抚、河南巡抚、江西巡抚、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体人阁大学士等职。他的学术活动，大致与他的宦途生活相始终。
阮元能够在清代的学术文化上做出贡献，一是他“少治六经”，出于对经学的爱好和推崇；二是借助了他的官僚身份，以及由于这种身份带来的声望和其他物质条件；三是他善于做学术组织工作。没有这三个方面的结合，阮元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或许会是另外一种样子。而他的学术组织工作，包括讲学，撰述和刻书，就是在今天看来，恐怕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借鉴的地方。至于这种学术组织工作，对乾、嘉、道年间学术文化的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则是十分显然的。
首先，在讲学方面。阮元于嘉庆初年在杭州创立诂经精舍、于嘉庆道光之际在广州创立学海堂这两件事，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令士人钦慕不已。诂经精舍建于嘉庆四年（1799年），时阮元为浙江巡抚。前此，阮元任浙江督学时，曾聚诸生于西湖孤山之麓修书。现既为巡抚，做法也就进了一步，“遂以昔日修书之屋五十间，选两浙诸生学古者，读书其中，题曰‘诂经精舍’。”为什么叫做“诂经精舍”？阮元说：“精舍者，汉学生徒所居名；诂经者，不忘旧业且勖新知也。”②这表明，诂经精舍是一个讲习汉学的中心。舍中奉祀许慎、郑玄木主，以示对东汉经师的尊崇。阮元请王昶、孙星衍为主讲，所讲的内容涉及十三经、三史，旁及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他们对诸生“不用扃试糊名之法”，“各听搜讨书、传条对，以观其识”，不重教条而重识见。是故时人谓之“国初前辈之风，复见今日”③。先后在诂经精舍讲学之士达九十二人，被荐举为孝廉方正及古学识拔之士六十三人，嘉庆四年会试总裁中式进士二十二人，其盛况和影响可以想见。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阮元由湖广总督调任两广总督后，即在广州创立学海堂，并于道光四年（1824年）在风景秀丽的粤秀山新建了学海堂舍址。阮元创立学海堂跟他创立诂经精舍的目的是一致的，他说：“余本经生，来总百粤，政事之暇，乐观士业。”以“学海堂”为名，其意有二：一是取东汉末年何休“学无不通，进退忠直，聿有学海之誉”之义。一是“惟此山堂，吞吐潮汐，近取于海”之义。学海堂士子“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④，讲习内容也是很广泛的。然而学海堂的讲学活动在社会心理上的影响，似乎还超出了诂经精舍。当学海堂新址落成时，两粤士人纷纷撰文，以记其事以抒其情。有人把学海堂看作是“以造就我粤人才之地也”，历史上粤地虽有广平堂、众妙堂、石屏堂、大雅堂“然只一人一事，不能传诸久远，何如此堂，萃文苑之精华，据儒教之名胜”⑤。有人以感激的口气称赞阮元“不以粤士为卑愚，而喜其可相与有成也”、“媲浙士于粤士而孜孜以古训实学相励”⑥。有人发自内心的赞叹，说学海堂是“儒肆之津梁，学庭之渊薮”⑦。学海堂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都是阮元门生门下之士，桃李之盛，传为佳话。
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讲学事业，成为嘉道年间学术文化史上值得称颂的事情，是当之无愧的。
其次，在撰述方面。阮元在这方面的组织能力极为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他善于把具有不同的学术水平、知识水平的人组织到一个共同的撰述课题中来，并进行有效的工作；二是他善于把讲学和撰述结合起来，不仅活跃了学术，也促进了对人才的培养。
阮元督学浙江时，于嘉庆二年（1797年）他三十四岁时着手主编《经籍纂诂》和《畴人传》。为了编纂《经籍籑诂》这本书，阮元“择浙士之秀者若干人，分门编录”⑧。初稿撰成后，又从其中选择十人进行汇编、校阅，并委托臧镛堂总其事，乃最后成书。⑨我们从《经籍纂诂姓氏》中可以看到当时编纂此书的分工情况：总籑、总校、收掌、分籑、分韵、编韵、复校、刊版复校、补纂等等，都有不少人参加，其总数在六七十人之多。成书以后，阮元的学生、比阮元小两岁的王引之，和学术界老前辈、比阮元年长三十六岁的钱大昕，分别为此书作序，这也是很耐人寻味的。至于《畴人传》的编撰，他一方面让他的学生李锐、周治平协助校录，一方面又“博访通人，就正有道”，得到钱大昕、凌廷堪、谈泰、焦循等方家“并为印正，乃得勒为定本”⑩。阮元本人则为此书撰写了百余篇评论（传后“论曰”）。这不仅需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也需要有周密的组织工作。阮元一生中主编或自撰了百余种著作，同他善于做学术组织工作有极大关系。
阮元的撰述活动中最有影响的一部分，又是跟他重视讲学、创立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相联系的。由阮元“手订”的《诂经精舍文集》十四卷，其中阮元所撰的《西湖诂经精舍记》、《许叔重木主结衔议》、《论语一贯说》等文，均在目录下注为“程作”，当是他为诂经精舍生撰的示范作品。诂经精舍生亦各有所作，阮元暇时则“亲为点定”，“因其质之所近以裁之”，而诸舍生“亦各能以长自见”（11）。二年中便集成这部《诂经精舍文集》。孙星衍兴奋地认为，这种“简其艺之佳者”刊为《文集》的做法，在十年中不仅可培养一批人才，而且必然造成“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胜数”的局面，“东南人才之胜，莫与之比！”（12）阮元亲自编定的《学海堂初集》十五卷（初集中第十六卷为阮元学生何南钰所编），其情形与《诂经精舍文集》大致相仿。这两部文集不独反映了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当时的撰述盛况，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历史遗产，其中有些撰述至今仍有文献上的参考价值。如《诂经精舍文集》卷一所载汪家等《六朝经术流派论》十三篇、卷六所载胡敬等《唐孔颖达五经义疏得失论》五篇、卷十一所载赵春沂《两汉经师家法考》、卷三所载王仁《史记孔子世家弟子列传正误》，卷八所载孙同元汪继培《史记阙篇补篇考》、卷十所载阮元等《浙江即岷江非浙江考》五篇，于经学、史学、地理学都有参考价值。又如《学海堂初集》卷一所载《易之彖解》、《尚书之训解》、《诗之雅解》诸篇，卷六所载《浚仪王氏困学纪闻跋》四篇、《昆山顾氏日知录跋》四篇、《嘉定钱氏十驾斋养心录跋》六篇，卷七所载《魏收魏书跋》三篇等等，亦如是。
复次，在刻书方面。阮元在云贵总督任上，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他七十岁时写了一首《和香山知非篇》的诗，其中有几句是：
回思数十载，浙粤到黔滇。
筹海及镇夷，万绪如云烟。
役志在书史，刻书卷三千。（13）
在阮元看来，宦途的春风得意，种种“政绩”似乎都成了过眼云烟已经逝去了，现在还深深地留在记忆里，并能随时加以浏览的，就是他主持刊刻的三千卷书了。他自然为此感到自豪。
在“刻书卷三千”一句后，原注说：“计刻《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江浙诗选及师友各书约三千卷。”《十三经注疏》四百六十卷，刻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江西任上。《皇清经解》一千四百一十二卷。始刻于两广总督任上，完成于道光九年（1829年），时阮元在云贵总督任上。江苏诗选，指《江苏诗征》一百八十三卷，系阮元赞助王柳村所辑，录江苏诗人遗诗五千四百三十余家，辑成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阮元入粤后，委托江藩、许珩、凌曙三人删订，刊刻于道光元年（1821年）。（14）浙江诗选，指《两浙輶轩录》四十卷及《补遗》十卷，系阮元督学浙江时于嘉庆三年（1798年）所辑，蒐集两浙诗人遗篇，达三千余家；阮元巡抚浙江时于嘉庆六年（1801年）刊刻，并在序中提出编辑江苏诗人总集的想法。二书所录，皆清初至辑录时清代诗人作品，并附有作家小传。注中所云“师友各书”，多由阮元辑刊在《文选楼丛书》中。这里，只是举例而已，并不是作详细统计，因而如《经籍籑诂》、《畴人传》、《两浙金石志》、《山左金石志》等，均未一一胪列。如果加上阮元主持重修的《浙江通志》、《广东通志》，重刻的宋本《太平御览》，其总数当远远超出三千卷了。由此可见，阮元所谓“刻书卷三千”，并非虚言。
阮元在讲学、撰述、刻书等方面所做的学术组织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也使他确立了崇高的学术地位。《清史稿·阮元传》称赞他说：
在浙江立诂经精舍，祀许慎、郑康成，选高才肄业；在粤立学海堂亦如之，并延揽通儒。造士有家法，人才蔚起。撰《十三经校勘记》、《经籍纂诂》、《皇清经解》百八十余种，专宗汉学，治经者奉为科律。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章绝学。重修《浙江通志》、《广东通志》，编辑《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款识》、《两浙輶轩录》、《淮海英灵集》，刊当代名宿著述数十家为《文选楼丛书》。自著曰《研经室集》。他纪事、谈艺诸编，并为世重。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15）
这个评价，大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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