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松先生是本世纪上半叶我国学坛上有着很大贡献和影响的史学家，也是我很崇敬的一位前辈。可惜我与何先生“缘悭一面”，1927-1930年我在暨南大学求学时，他尚未出任暨大校长。1947-1949年我再至暨大任教时，他已去世。故我始终未能拜识何先生。
历史学的范围很广，我与何先生从事的研究领域相隔甚远，因而对其学术成就注意和了解不多。对这样一位有过很大影响的学者，几十年来我们差不多把他忘了，这是很不公正的。所以我在去年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我认为何先生在20年代初翻译的《新史学》虽是一部译著，但也反映了他进步的史学思想。书中主张研究历史应破除旧史家仅注重政治之弊，把眼光扩大到经济、文化各方面，要能反映人类活动的全部。同时主张历史学要尽量利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各门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治学方法。这些观点，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其影响是极积的还是消极的呢？我以为显然是前者。所以我想，对于“五四”以来的史学家，不能说非马克思主义的就不好提了，或者一提就都是批判。要作具体分析，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作出过他们的贡献，要实事求是。现在学术界对过去的某些片面性有很大改进，出版《何炳松论文集》、编写其年谱，以及召开何先生的学术讨论会，都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从中也可看到实事求是作风的恢复。今后应在此基础上对何炳松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思想作进一步研究。
何先生不仅是一位史学家，也是一位大教育家。他在教育学方面写过很多文章，提出过一些很好的见解，并在教育实践上有所成就，这很值得我们重视。谈到中国近代的教育，人们总是只推崇“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先生，我想，在近代有成就的进步教育家中，还应加上前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先生。
30年代，何先生和一些人提出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曾在学术思想界激起过很大反响。此文遭到胡适等人的竭力反对。胡适主张“全盘西化”，何先生则主张不要复古，也不要全盘西化，就这一点上看，我以为他的观点并没有什么错。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全盘西化”是根本行不通的。当然，一味强调传统文化，拒绝吸收外来文化中有益的东西，也是错误的。这几年的学术界，一方面有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主张“西化”；一方面又有人盲目崇古，把“河图洛书”讲得神乎其神，甚至看风水、八卦算命也大行其道，这难道不是复古吗？因此，何先生在“中国本位文化论”中提出的根据中国“此时此地”的特点，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立足点为不守旧，不盲从，即既不复古，也不完全模仿外国，以建立中国文化的观点，还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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