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古希腊的外交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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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古代希腊，或称埃拉多斯，其范围并不限于今日地图上的希腊国家，而是被古人称为“大希腊”的地区。它包括现今希腊、巴尔干半岛南部、爱琴海诸岛、意大利南部、小亚细亚等横跨欧、亚、非3大洲的地域。古希腊是欧洲最早的文化摇篮，也是整个西方文明的重要源泉之一。古希腊曾经有过十分发达的外交。在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被尊为最早的外交官和外交官的保护神。荷马诗史《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曾多次描写了使节和传令官的形象。最初的外交使节就是传令官，而担任传令官的主要条件则是强健的记忆力和响亮的嗓子。后来，要求是演说家，须能言善辩。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记载了许多雄伟和滔滔不绝的堂皇演说。此外，他还记述了不少希腊召开国际会议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说，希腊人是西方外交的鼻祖。但是，希腊式的外交也存在一些问题，并影响到后世的欧洲外交。正如英国外交学家尼科松指出：希腊人的外交有3个缺点：第一，他们沾染了所谓“希腊人的老毛病—喜欢倾轧。”他们中了猜忌的毒，其程度足以损害、瘫痪他们的自保本能。第二，希腊人的气质不是优秀的外交家，而是拙劣的外交家。他们因为聪明过人。对机巧和谋略评价错误，因而破坏了一切正常交涉的基础—那就是信任。此外，他们不圆通，而且唠唠叨叨；他们缺乏随机应变的观念，轻率从事异乎寻常。第三，他们对内对外未能建立立法与行政的正确权责划分办法……这一缺点终于导致他们灭亡。
第一节：《荷马史诗》与神话外交
外交活动由来已久，其萌芽在原始公社末期已露出端倪，在外交史上通常称为“原始外交或神话外交”。在史前时期，原始公社各个部落之间，除了战争以外，也会存在某种其他联系。按照孟德斯鸠的说法，交往是普遍性的习俗，“甚至连吞食战俘的北美印地安易洛魁人……也派遣和接待使节。” 英国外交学家尼科松也指出：“如果把外交看作是处理一群人和另一群人之间关系的正常行为，那它在人类有历史记载以前就存在了。”“即使在史前时期，一群野蛮人和另一群野蛮人在竟日战斗之后，有时也愿意休战一时，以便收集伤员和掩埋死者。”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也是西方外交思想的最早的源泉。希腊的外交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荷马（Homeros）专门记载了史前时期希腊与小亚细亚地区特洛伊之间发生的一场神、人共同参加的传奇式的战争，其中也包括古希腊原始外交和神话外交的情况。《伊利亚特》主要叙述了特洛伊战争最后一年的故事，希腊将领阿喀琉斯与统帅阿加米农因一名美丽的女俘发生争吵；阿喀琉斯盛怒之下退出了战斗，致使希腊军队连遭败绩。不久，阿喀琉斯的好友帕特洛克罗斯被特洛伊主将赫克特刺杀，阿喀琉斯幡然悔悟，重新加入战斗，杀死特洛伊主将赫克特并曳尸绕特洛伊城3 周。后在赫克特之父的请求下，阿喀琉斯同意特洛伊人领回赫克特尸体并为其举行葬礼。特洛伊城也叫伊里昂，《伊利亚特》意即《伊里昂战争记事》。《奥德赛》主要叙述了希腊人远征特洛伊获胜后，希腊军队的“智囊”奥德修斯渡海返回家乡伊大卡与妻儿重新团聚的故事。奥德修斯在途中经历了许多艰难和奇遇，最后则扮着乞丐杀死向其妻蓓涅罗帕求婚的人，使其家庭保持完整。
相传荷马是一位生活在公元前9-8世纪时古希腊爱奥尼亚（小亚细亚西部）的盲诗人。《荷马史诗》所反映的公元前11-9世纪希腊氏族部落解体时期，也被称为荷马时代。在荷马时代，希腊半岛的雅典有4个希腊人的部落，分居于阿卡亚的4个地区，组成4个部落的12个胞族，都已经有自己的单独聚居地，即揩克罗普斯的12个城市。部落内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公共权力制度，有了议事会，人民大会和巴昔勒斯（军事首领）。当时国家尚未建立，但私有制和阶级分化已经出现，已经有了贵族的宫廷，贵族们过着奢华的生活，女奴隶人数最多可达50人。在部落之间的协定中，已经有了国际联系的萌芽：阿尔果斯和迈锡尼的领袖阿加米农，曾说服一些军事首领去远征特洛伊。首领们开会讨论，作出共同决定，随后出发进行远征。阿加米农还曾代表全体阿卡亚人与特洛伊王普利亚莫斯签订条约。条约经过向神祉宣誓，并经过献祭及将祭肉分给阿卡亚和特洛伊民兵首领等手续而加以认定。违反条约则被视为犯有背誓罪。 《荷马史诗》还描述了最早的外交使节的形象。当时的外交使节被称为传令官。在荷马时代，传令官不仅是受命谈判的代表，而且还要办理王室事务、维持议事会秩序和在某些宗教仪式中担任司仪等任务。传令官的职业常常是在家族中世代相传的，一个得力的传令官的主要条件是强健的记忆力和响亮的嗓子。根据《伊里亚特》的叙述，在特洛伊战争爆发以前，希腊阿卡亚人的使节曾经前往特洛伊，要求交还被帕里斯劫去的海伦。特洛伊人的报信者也曾向阿卡亚人各部落领袖及其民兵的全体会议提议媾和。在全体会议上，这些建议得到了全体民兵的讨论。在荷马时代，还逐渐产生了给予传令官某些外交特权的惯例。传令官们被赋予一种半宗教的威权，他们受到天神赫尔墨斯(Hermes)的特别保护。传说中的赫耳墨斯神，即罗马神话中的墨丘利，是天神宙斯和迈亚的儿子，掌管商业、交通、畜牧、竞技、演说以至欺诈和盗窃。他行走如飞，多才多艺，传说他首创字母、数学、天文学、体育运动，发明古代的竖琴，并把种植橄榄油橄榄树的技术传给人类。他为众神的使者，接引世间亡灵到达冥府。赫尔墨斯风度翩翩，奸诈狡猾，能言善辩。传说他在出生之日，就曾偷了他哥哥阿波罗的50头牛，并把它们藏在山洞里，然后又回到摇篮里酣然入睡。赫耳墨斯的这些才能不久得到了他父亲宙斯神的赏识，曾多次派他担任最棘手的外交使命，包括执行暗杀阿果斯的任务。希腊人认为，赋予潘朵拉以谄媚和欺诈才能的是他；给予传令官记忆力和大嗓门的也是他。但是，赫尔墨斯神尽管名气很大，才华横溢，但却并不受到人们的尊敬。后来的一些外交家常常遗憾没有另外选一个才华虽不如他、但品行比较可靠的天神来做他们的保护神。
第二节：修昔底德的外交思想
修昔底德(Thucydides 约460-400年)，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曾任雅典将军。他出身于贵族的家庭，在色雷斯拥有金矿。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修昔底德加入雅典军队作战，并于前424年升任将军。同年，在指挥色雷斯军队时，因未能及时援救安菲波里城，以叛逆的罪名被判放逐。20年（前404年）以后，修昔底德返回雅典。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起，修昔底德就开始着手收集资料、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前后约30余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头，修昔底德就告诉我们：“在这次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我的历史著作，相信这次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值。我的这种信念是根据下列的事实得来的：双方都竭尽全力来准备；同时，我看见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就是那些现在还没有参加战争的国家，也正在准备参加。这是希腊人的世界，可以说，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共有8卷，内容包括战争的背景、原因和经过，资料翔实，是一部研究古希腊史的重要著作。在书中，修昔底德把持续了27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作一个整体来叙述，各部分存在着有机的联系。第1卷是绪论，其中第1章是作者的序言，说明了希腊的历史及其著作历史的方法和目的；第2-11章则说明战争的远因和近因。第2-5卷第2章记载最初10年，即阿基达马斯战争的历史，自战争的爆发至尼西阿斯和约止。第5卷第3-7章记载尼西阿斯和约和西西里远征之间5年半的历史，雅典和斯巴达间虽然订立了和约和50年同盟条约，但矛盾的根源并未消除，战争在有些地区并未停止。第6卷和第7卷记载公元前415-413年间雅典人的西西里远征及其全军覆灭。第8卷记载战争最后阶段最初两年间的历史，即狄西里亚战争和爱奥尼亚战争。由于修昔底德在回到雅典后不久即去世，他未能写完他的著作，所以他的著作只叙述到公元前411年冬季就突然中断了，而没有写到他自己所称的公元前404年。
为什么会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事情要从古希腊城邦国家的兴起说起。在荷马时代之后，希腊各地建立了许多奴隶制国家，这些国家通常以一城为中心，包括附近若干村落的小国，这就是所谓的“城邦”，即城市国家之意。最初，希腊半岛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大约900多个城邦。公元前600年左右，减为200多个，其中以雅典和斯巴达为最大。公元前500-449年，发生了波斯侵略希腊的战争。在外族入侵面前，雅典和斯巴达结成了同盟，最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外族入侵的危险刚过，雅典和斯巴达就为了争夺古代希腊世界的优势和霸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初围绕着重建雅典城墙双方发生了冲突，雅典运用了灵活的外交手段，在冲突中占了上风，达到了重建雅典城墙的目的。雅典的强大，破坏了两雄并峙的局面，最终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正如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中写道：“这次战争的真正原因，照我看来，常常被争执的言词掩盖了。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 雅典公开宣称了要确立在希腊半岛的霸权，并推行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在公元前432年于斯巴达召开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会议上，雅典的使节在发言中对与会者进行了恫吓，并认为雅典理所当然地拥有在希腊世界的领导地位。雅典使节表示：“我们这个代表团不是到这里来和你们的同盟者争辩的……我们想向你们说明，如果你们作出错误的决议来的话，你们将来和它进行战争的是怎样的一个城邦！”这位使节还强调说：“我们所作的没有什么特殊，没有什么违反人情的地方；只是一个帝国被献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以后就不肯放弃了。三个很重要的动机使我们不能放弃：安全，荣誉和自己的利益。我们也不是首创这个先例的，因为弱者应当屈伏于强者，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则。同时，我们也认为我们有统治的资格。” 在发言结束后，雅典使节就离开了会场。最后伯罗奔尼撒同盟会议决定对雅典宣战。战争爆发后，雅典人对弱小国家继续推行强权政治的帝国主义政策。公元前416年3月，雅典入侵了中立的弥罗斯小岛。在与弥罗斯人谈判时，雅典代表傲慢地要求弥罗斯归顺，而不必等待最后的决战。雅典代表宣称：“大家都知道，经历丰富的人谈起这些问题来，都知道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的；同时也知道，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我们对于神祉的意念和对人们的认识都使我们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规律，就是在可能范围以内扩张统治的势力，这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规律；这个规律制造出来之后，我们也不是最早使用这个规律的人。我们发现这个规律早就存在，我们将让它在后代永远存在。我们不过照这个规律行事，我们知道，无论是你们，或者别人，只要有了我们现有的力量，也会一模一样地行事。” 雅典人的强权政治逻辑并未说服弥罗斯人，最后雅典进攻弥罗斯，弥罗斯人大败，雅典人残酷地将弥罗斯的男性成年人杀得精光，把妇女儿童出卖为奴隶。雅典人的所作所为，揭示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非正义性质，雅典人对战争的爆发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斯巴达人也不代表正义的一方。斯巴达发动战争和试图摧毁雅典帝国的决定，更主要是它自己对日益强大的雅典的担心，而不是为了援助受到雅典侵略的盟邦，更不是斯巴达声称的自己所从事的是正义的解放战争。 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斯巴达人变得至少与雅典人一样富有侵略性。例如，斯巴达曾背叛诺言攻占了布拉底。在包围布拉底之后，斯巴达人还屠杀了所有投降了的布拉底人，目的是为了取悦底比斯人，因为底比斯人是他们在战争中的一个有用的同盟者。后来，为了换回300名战俘，其中包括100名门望族的子弟，斯巴达人竟出卖了那些根据斯巴达领导人慷慨承诺而起来反抗雅典的城邦。斯巴达的行为验证了雅典代表在与弥罗斯人谈判时对斯巴达的指责：即斯巴达的对外关系的宗旨是：“合乎他们利益的就是正义的”。 由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非正义性，这场持续27年的战争成为希腊历史的转折点，战争只之后，无论胜者还是败者，各城邦都面临经济衰竭，农民破产，贵族专权，豪富横行的局面，希腊奴隶社会从此由繁荣走向衰落。
从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叙述中，修昔底德不动声色地表露了他对外交的看法，特别是通过书中人物的演说来说明其对事物的观点。如对雅典强权政治的帝国主义政策的谴责，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非正义性以及他对利益在城邦对外行为中的作用的看法等等。修昔底德指出，许多城邦或国家参加攻打或保卫西西里的战斗，但他们的行动一般并不是出于正义，而是出于利益和其他动机。 除此之外，修昔底德还摆脱了偶然性的观念，第一次主张要揭示事物发展中的真正因果联系；他还第一次看到了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反映了经济、政治和军事的互动关系。在书中，他常借伯里克利之口，说明长期战争要依靠经济的支持。 同时，修昔底德并不认为雅典的失败是神的惩罚的结果，也并非命中注定，例如对于西西里远征，他认为尽管野心过大，但要是有更好的领导和更多的后方支援，本来也会成功的。雅典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国内的党争，这削弱了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要同时对付自己的敌人和自己的同盟者。
第三节：亚历山大的外交思想
伯罗奔尼撒战争削弱了希腊的两个最大的城邦—雅典和斯巴达。这时，原来处于落后状态的马其顿王国在希腊北部边界迅速崛起。在腓力二世当政时期（Philippos II, 公元前359-336年），他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和外交手段，建立了马其顿在希腊的霸权，诸如收买、护送外交公文、对希腊的“马其顿之友”给以物质和精神支持、与邻近的蛮族酋长结盟、与波斯王友好、在敌视他的国家内部组织暴动等等。当时希腊的奴隶主阶级对马其顿的霸权有两种态度，如雅典就有以演说家德摩斯西尼为首的反马其顿派和以伊索克拉特为首的亲马其顿派，前者代表雅典民主派的利益，后者代表雅典富裕公民特别是商人的利益。为了征服雅典，腓力二世曾多次给雅典人民写信。其中一封为公元前342年发生的爱琴海加隆尼索斯岛事件辩白的信这样写的：
“腓力谨向雅典民众会议和雅典人民致以良好的祝愿！以前，我曾数次派遣外交代表团前往你处，其目的在于保证遵守誓约义务并表示建立睦邻关系。但对于这些外交代表团，你们未予以任何重视。现在我决定写信给你们，谈一谈人们加在我身上但我认为并不公正的某些非难。”腓力在信中指责是那些有意挑起战争的雄辩家们臆造了这些非难。“原来是你们的公民们自己在说：对他们来讲，和平就是战争，而战争也就是和平。一方面，他们支持武夫，并为此而从后者得到他们需要的一切。另方面他们却装出一副效忠于人民利益的面孔去诋毁好人，去攻击那些即使在雅典国家之外也享有盛誉的人。”
腓力的两手政策很快取得了成功。公元前346年，他当选为德尔菲—德摩庇里近邻同盟的委员，并成为希腊各城邦间发生争执时的仲裁人。公元前338年，他主持召开了全希腊的科林斯大会，并同希腊各邦订立了永久的攻守同盟。科林斯大会还决定远征波斯，腓力二世亲自担任希腊同盟军的统帅。公元前336年，在准备进军波斯期间，在其女儿的婚礼上，腓力二世遭一马其顿青年贵族刺杀身亡，其子亚力山大大帝遂成为他事业的继承者。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是西方历史第一个被尊称为大帝的人，也是西方第一位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亚历山大大帝，也叫亚历山大三世（公元前356-前323年），古代马其顿国王、著名军事统帅和战略家。拿破仑曾高度评价亚力山大大帝，称他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
亚历山大年轻时曾拜亚里士多德为师，受过良好的教育。16岁随父亲腓力二世远征，18岁参加喀罗尼亚战役指挥。腓力遇刺后继承马其顿王位。公元前334年，亲率3．5万人侵略波斯帝国。经伊苏斯之战和高加米拉之战，打败大流士三世的雇佣军，灭亡波斯帝国。然后进军伊朗高原和中亚细亚，遭到当地部落顽强抵抗。又率军南攻印度旁遮普，未果，返回巴比伦。亚历山大东侵达10载，建立了东起印度河、中亚细亚西至巴尔干半岛，南到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达多瑙河下游南岸的亚历山大帝国。在远征中，他以进攻为主，并以速战速决多次战胜强大的敌人。他发展了马其顿方阵战术，创建了既能乘马作战，又能徒步作战的龙骑兵。除了军事的战略和战术外，他还富有政治谋略。如在入侵波斯时，宣称要“解放”波斯统治下的臣民。灭亡波斯后，他还在帝国内采纳了波斯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自我神化，并令其臣民崇拜。他还起用当地上层分子为官，并鼓励将士与当地女子结婚，他自己就曾与大夏贵族罗克珊娜联姻。因此，英国军事史家富勒将军认为，亚历山大发展了一种大战略，这种大战略是国家学（statecraft）和军事学（warcraft）的结晶。当时亚历山大已经认识到：军事力量并非是战争中的唯一取胜的因素。
亚力山大的一生是不断侵略扩张的一生。从公元331到323年，他率领大军东征西讨，扬言要“直捣世界的尽头。”传说亚力山大进军到小亚细亚时，曾用利剑斩断了佛迪癸亚国王戈尔迪所系之结。神谕凡能够解开此结者，便是亚洲的君主。在征讨中，亚力山大常常表现得专断和残暴。例如他曾把希腊古城底比斯夷为平地，对提尔居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戮，攻陷推罗城后将3万居民宣布为奴隶以及对中亚一些山区部落实行种族灭绝等等。但是，亚力山大不仅仅是一个暴君，他还是希腊文明的传播者，他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亚力山大能够从狭隘的世袭权的观念中摆脱出来，提出了各民族平等合作的观念。亚力山大有一次总结说：人们应该把所有好人视为自己的同族，只有坏人才是异族。 公元前323年6月10日晚，亚力山大因病死于巴比伦。在他去世之后，亚力山大留下了一个幅员广阔的大帝国和希腊化的世界。 |
第二章：古罗马的外交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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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认为，罗马人对战争艺术的兴趣要比对谈判艺术的兴趣大得多。英国外交学家尼科松甚至在他的著作中写道：“罗马人在谈判的技术方面没有任何特殊的才能。在他们同志的几个世纪中，他们的方法是训练军队和修筑道路而不是外交家的方法。……如果说罗马人对外交有所贡献，那是在国际法方面，而不是在外交谈判方面。” 但是，仔细研究罗马的历史以后，我们认为，这种外交从属于军事的情况并非罗马帝国所独有，东方国家甚至古希腊也不例外，只不过罗马军团的光辉遮蔽了它的其他活动的光亮罢了。
大家知道，罗马本来不过是意大利中部的梯伯河畔丘陵地带上的一个小小的城邦。后来它从这个小小的城邦发展成为一个囊括地中海，横跨欧亚非3洲的大帝国。古罗马国家的历史经历了3个历史阶段：一是王政时期，从公元前8世纪到前6世纪为止；二是共和时期，从公元前510年到公元27年为止；三是帝国时期，从公元27年到476年为止，西罗马帝国在蛮族的入侵下灭亡。
在王政时期，当时有一个费启亚里斯祭司团，由20人组成，他们出身世家，并终身享有称号。祭司团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调整部落之间以及部落同盟之间的争执和误会。未经费启亚里斯祭司团批准，不能开始和结束任何一项重大的外交政策措施。费启亚里斯祭司团的职权还包括维护国际协定，主持正式的宣战和媾和的仪式。派遣外交使节的权力属于国王，但使节通常由祭司来担任。
公元前510年，延续240年的王政时期被推翻，罗马历史进入了共和时代。罗马在建立共和初期，仍然是一个小的城邦。在它的北边有强盛的埃特鲁尼亚人，在它的南边和东边，则有强悍好战的厄魁人和伏尔西人。新共和国的最初100余年，罗马人就是在与近邻的不断战斗中度过的。在共和时期，元老院负责对外关系，特别是任命外交使节和接待外国的使节。使节通常来自元老阶层，并且组成为外交代表团，最多可包括10人左右，一般平均为3人。使节的人身受到惯例和法律的保护。使节的使命主要是谈判媾和或宣战，签定条约，调解国际冲突或宗教纠纷，并维护罗马人民的尊严和利益。使节在返回之后应向元老院如实汇报。元老院除派出使节外，也接受外国的使节。罗马元老院对外国使节待如上宾，接待十分隆重。外国大使到达后，由罗马政府安排在专门的住处，提供一切设备和膳食，甚至赠送金钱。在公共场合，大使的地位与罗马元老相当。但是，罗马对外国使节的接待区分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对敌对国家的大使不允许进入罗马城内，而安排在城郊的玛尔斯原野上的一个公共别墅里。为了炫耀罗马的武力，罗马元老院通常在与公共别墅相邻的倍洛娜战神庙里接见敌对国家的大使。有时，罗马元老院拒绝接见敌对国家的大使，则该大使必须在指定时间内离开。罗马人还经常对谈判的时间加以限制。例如公元前197年，马其顿大使抵达罗马，罗马元老院要求他必须在10日内与罗马达成协议，否则将作为间谍押解出境。
公元1-2世纪，罗马帝国由共和国向帝国过渡，同时也是古罗马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时期。在帝国时期，罗马的一切对外事务，包括宣战、媾和、接纳和派遣使节等，均由皇帝掌握。从皇帝克劳狄（41-51年）时代起，罗马帝国的外交工作开始由元首秘书主持的元首私人办公厅掌管。这个办公厅同时又是全帝国的最高行政机关。帝国时期，罗马除了展开了积极的与东方国家的外交，并取得重大成就外，还在帝国内部进行了内部外交。例如，克劳狄广泛地向帝国内各行省居民赠送公民权，吸收高卢省上层参加元老院，平衡罗马与行省的关系，扩大了罗马统治阶级的基础。在对外方面，他还恢复了恺撒的扩张政策，先后在不列颠、毛利塔尼亚和色雷斯设立了5个行省，巩固了罗马对上述地区的统治。
第一节：古罗马的国际法思想
在不忽视罗马人对外交多方面贡献的同时，我们认为罗马人对西方外交的最大贡献还是在国际法方面。早在王政时期，国际法的萌芽已开始出现在费启亚里斯法中。当时对于宣战与媾和已有一套法律制度。战争的正当理由是：（1）对罗马领地的侵犯；（2）对大使的侵犯；（3）违反条约；（4）在战争中先前友好的国家对敌国的援助。在古代罗马，宣布战争需经过极其复杂的手续。费启亚里斯祭司要几次前往破坏国际决定的城市。并且他们每次都要举行仪式，高声诵念咒语，诅咒国际法的破坏者。然后，祭司们返回罗马，以33天为期等待答复。在得不到答复的情况下，费启亚里斯祭司即向享有宣战权的元老院和公民提出报告。此后，费启亚里斯祭司团的代表—圣父，前往敌方城市边界，将一支枪头烧热并染有血污的标枪投到敌人的土地上去。 结束战争，罗马也有法律规则：（1）双方缔结和约终止战争；（2）敌人投降终止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敌人的生命和财产可以保全；（3）征服敌国终止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可自由处理敌人的生命财产。
随着罗马的扩张和对外关系的发展，古罗马的法律制度日益完善，先后出现了民法、万民法和自然法等法律和理念。民法采用属人主义原则，主要是适用于罗马公民间的法律，万民法是在罗马共和国后期出现的。随着罗马版图的扩大，共和国内的异邦人中，有许多工商业者和其他有产者，他们因无罗马的公民权而不受民法保护。但当时罗马的商品经济已很发达，它在客观上要求无限制的私有制，要求有产者法律地位平等和契约自由，所以迫切需要出现调整和保护一切有产者之间财产关系的统一法律，这样万民法就产生了。万民法是适用于罗马公民和外国公民间的法律。为了处理罗马公民和外国公民之间的关系，罗马共和国还委任了外事大法官，和内事法官相区别，外事大法官执行万民法，处理对外关系的有关事项。万民法是近代国际法的前身，尽管它仍然属于神法的范畴，但已具有世俗法律的性质。近代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曾经把国际习惯法这个部门称为万民法，而万民法和国际法在古代是通用的。
但是，民法和万民法都是实在法，它们必须服从更高的法律即自然法。自然法是适用于一切人类的法律。实在法是国家根据自然法的要求制定的法律。它的作用是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界限，它对邪恶予以惩罚，对善良予以保护。实在法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安全和幸福。除了实在法以外，罗马著名政治家和法学家西塞罗（Cicero, 公元前106-43年）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自然法，它渊源于上帝的意志和人的理性或者人的社会性。西塞罗强调说：“事实上有一种真正的法律—正确的理性—与自然法相适应，它适用于所有的人并且是不变的、永恒的。通过它的命令，这一法律号召人们履行自己的义务；通过它的禁令，它使人们不去做不应当做的事情。它的命令和禁令永远在影响着善良的人们，但是对坏人都不起作用。用人类的立法来抵消这一法律的做法在道义上决不是正当的，限制这一法律的作用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允许的。而要完全消灭它，则是不可能的。无论元老院还是人民都不能解除我们遵守这一法律的义务，它也无需塞克斯图斯.埃利乌斯来加以阐述和解释。它决不会在罗马立一项规则，而在雅典立另一项规则，也不会今天是一种规则，而明天是另一种规则。有的将是一种法律，永远不变的法律，任何时期、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守的法律；而且看来人类也只有共同的主人和统治者，这就是上帝，他也是这一法律的起草人、解释者和监护人。不服从它的人人们就是放弃了他的较好的自我，由于否定一个人的真正的本质，他将因此而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尽管他逃脱了人们称之为处罚的一切其他后果。”
第二节：恺撒的外交思想
恺撒或恺撒大帝（ G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100-前44年）， 古罗马著名的统帅、政治家和演说家。恺撒出身于罗马的破落贵族家庭，他的家族本是旺族，曾有多人担任执政官和保民官，他的姑父为马略。但是，他父亲从政多年，却无建树。据说恺撒的父亲曾建议自己的儿子学习经商，但恺撒却另有打算。于是他到小亚细亚去从军，以便为自己的政治生涯打好基础。早年，恺撒倾向平民，并积极参与了反对苏拉派的活动。公元前63年，恺撒当选为大祭司长。次年，他担任大法官，期满后出任西班牙总督。公元前60年，恺撒从西班牙任满归国，并与克拉苏、庞培结成了秘密的政治同盟，历史上称之为“前三头同盟”。公元前59年，恺撒当选为执政官。次年，恺撒出任高卢总督。他攻打高卢的日尔曼人，并渡海进攻不列颠，从而掌握了一部分军队和大量资财，树立了个人的威信。恺撒在高卢的战功，引起了元老院和庞培的疑惧。公元前49年，内战爆发，恺撒通过4年的苦战，击败庞培的势力，成为罗马共和国的最高统治者。公元前45年，恺撒被元老院宣布为终身独裁官。破例任5年执政官，亦为终身保民官，兼领大将军、大教长荣衔，及“祖国之父”尊号，成为名副其实的军事独裁者。恺撒独裁时期，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分配公有地给士兵，改革元老院，把罗马公民权扩大到一些行省，改革税收制度、历法制度，以及严惩腐败行为等等。恺撒的改革代表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也适应了罗马共和国不断扩张的需要，但是它触犯了元老贵族们的利益。因此，在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为布鲁图和卡西乌等阴谋刺杀。恺撒生前著有《高卢战记》、《内战记》等著作，其文体简洁，结构清晰，有拉丁文典范之称。
恺撒虽主要是一个政治家，尤其是一个军事家，但他在外交上并非毫无建树。在征服高卢、埃及等东方国家的过程中，恺撒也十分重视外交手段的运用，从而为实现他的政治和军事目标扫清道路。在征服高卢时（公元前58-51年），恺撒曾在“罗马之友”的帮助下，在高卢召开了一次全高卢各部落的外交代表会议。通过这次会议，恺撒被宣布为领袖和全高卢利益的代表者。此后，恺撒又利用了高卢人各部落和各居民集团的矛盾，成为高卢各部落纠纷的仲裁者和保护人。例如在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纠纷中，起初，恺撒曾力图用外交手段加以解决。当时日耳曼人的国王阿里奥维斯经常越过莱茵河侵略高卢。为了促使阿里奥维斯放弃他的侵略政策，恺撒设想可以与对方进行会见。于是恺撒派出了使节，二人最终实现了首脑会晤。但是，恺撒与日耳曼人的关系并未改善，恺撒的使节被阿里奥维斯监禁，恺撒不得不对日耳曼人使用武力，最后恺撒取得了胜利。恺撒对于外交使节的特权是十分强调的，他认为大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有一次，恺撒派遣几个使节到维尼托斯（Venetos）联系购买军粮的事宜。但是居住在布列塔尼沿海地区的这个傲慢的民族扣留了使节。恺撒问讯后，立即派兵攻打维尼托斯，认为他们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当时恺撒表示：“他们怎么能扣留使节并拷打他们呢，他们怎么能蔑视世界各国一致公认的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原则呢？”在打败了维尼托斯之后，恺撒决定给予他们严厉的惩罚，以便使这些野蛮人以后懂得尊重使节的权利。
第三节：奥古斯都的外交思想
奥古斯都（Augustus, 公元前63-114年），原名盖约.屋大维，古罗马帝国皇帝，恺撒的养子和继承人。恺撒去世之后，执政官安东尼、骑兵长官雷必达和恺撒养子屋大维，经过一段纷争后，3人于公元前43年10月在意大利北部的波诺尼亚城结成同盟，史称“后三头同盟”。次年，屋大维和安东尼联手在腓力比战役中击败布鲁图等共和派势力。不久，屋大维剥夺雷必达兵权，控制罗马西半部，与控制罗马东半部的安东尼形成对峙局面。公元前37年，安东尼与埃及女王娄巴克特拉结婚并擅自将罗马东方领土赠送娄巴克特拉及其子女，从而引起了罗马人民的不满。屋大维利用这一机会，向安东尼宣战，并在亚克兴战役击败安东尼。征服埃及后，屋大维凯旋回到罗马，成为内战的最后胜利者。他被元老院授予执政官、保民官、大元帅和大祭司等职衔。公元前27年，屋大维故意向元老院请求退隐，并建议恢复共和国。对此，元老院心领神会，再三挽留，并奉屋大维为“奥古斯都”，于是屋大维继续执政，成为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公元前27-公元14年）。奥古斯都在位期间，接受了恺撒独裁的教训，他不用君主称号，而自称“元首”或“第一公民”，他还保留了元老院和民众大会。但是，奥古斯都是实际上的君王，他直接掌握军队，独揽行政、司法和宗教大权，帝位的继承人也是由他指定的。
在外交政策上，奥古斯都当时已认识到，周边可征服的文明国家已经没有，因此他不欲寻求大规模地扩张领土，而以平定境内未顺服的部族为目标；在帝国的安全政策上，他以寻求天然疆界为目标，用兵旨在巩固帝国的边防；对东方的一些国家，主要是帕提亚人，奥古斯都主张采取外交手段进行笼络，而反对进行危险的征讨。他经常说，不应当在任何情况下发动一场战争或战斗。除非得的希望明显大于失的恐惧；他把冒着相当的风险去攫取那为数不多的好处比之为用金钩去钓鱼，因为金钩一旦被鱼拖走，钓上任何东西也弥补不了这种损失。 奥古斯都的和平政策的效果十分明显，在某种意义上它为所谓“罗马治下的和平”奠定了基础。正如《圣奥古斯都传》的作者苏埃托尼斯当时写道：奥古斯都“没有正当的理由，他决不向任何民族发动战争，并且，他根本不想不惜任何代价扩充自己的领土或发扬自己军威，因此他就迫使某些蛮族的首领在复仇者玛尔斯神的神殿里发誓，他们将忠诚地保持他们所要求的和平。……他因此而取得的英勇和宽厚的声誉，使得我们只在传闻中才知道的民族印度人和斯奇提亚人都自动派遣使节前来，请求同他和罗马人民结成友好的关系。当他对阿尔明尼亚提出主权要求时，帕提亚人也乐于向他表示服从，并且按照他的要求，送回了他们从 玛尔库斯.克拉苏斯、安托尼乌斯手中夺去的军旗。此外，他们还交还了人质，并且，有一次，当着有几个人要求取得他们的王位时，他们只接受奥古斯都选定的那个人作国王。”
第三章：中世纪的外交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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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也是西方外交行为的混乱时期。当时的外交以搞阴谋著称，外交出现欺骗和狡诈的风格，对外交人员的要求则是观察家。从8世纪到14世纪，欧洲还经历了教廷外交和王权外交的长期冲突，最后尽管王权取得了胜利，但中世纪的阴谋外交对后来欧洲的外交发展起了极为消极的作用。
第一节：中世纪初期的西欧外交思想
公元476年，在日耳曼人的不断入侵下，西罗马帝国终于灭亡。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意味着欧洲奴隶社会的结束和封建社会的开始，从此欧洲进入了中世纪时期。
中世纪初期，南下的日耳曼部落在原西罗马帝国的领土上陆续建立了一些封建国家，如北非的汪达尔王国，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高卢的法兰克王国，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王国等等。其中法兰克王国存在较久，起的作用也较大。法兰克人原居住在莱茵河下游，后逐渐向南迁徙扩张。5世纪末，国王克洛维接受基督教，并通过武力占领高卢全境。6世纪中叶，法兰克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751年，宫相矮子丕平取代墨洛温王朝，建立了加洛林王朝的统治。他的儿子查理在位（Charlemagne, 768-814）时，法兰克王国达到了极盛时期。公元773-774年，查理征服伦巴德王国，据有意大利北部和中部。778-801年，越过比利牛斯山，攻打阿拉伯人，夺得埃布罗河以北的土地。772-804年，征服了萨克森人。791-799年打败阿伐尔人，占据德意志西部和南部及奥地利等地。通过50多次的东征西讨，查理使王国的版图东抵易北河及波希米亚，西临大西洋，北达北海，南部包括意大利的大部分。查理还与罗马教皇相勾结，在公元800年由教皇加冕称帝，授以“罗马人的皇帝”的头衔，法兰克王国遂成为查理曼帝国。中世纪初期，查理曼帝国曾是欧洲的一支最强大的力量，当时可以与之相较量的只有东方的拜占庭帝国。据说查理大帝有过与拜占庭女皇伊琳娜联姻统一东西两帝国的计划。但是，伊琳娜的被废除，使查理的宏伟计划落了空。拜占庭的新皇帝弗拉斯不承认查理的皇帝称号，东西两大帝国甚至中断外交关系达许多年之久。在查理当政时期，查理曼帝国在欧洲取得了较拜占庭帝国更大的优势和声望。例如，查理大帝在东方曾获得了巴勒斯坦“圣地”的监护权。在他加冕的那一年，巴勒斯坦总主教还派遣外交代表团把“天主”灵柩的钥匙以及巴勒斯坦的旗帜送给查理。丹麦、英格兰等国都愿意与查理帝国保持友好的关系。但是，查理曼帝国主要是政治手段、暴力和欺诈的产物，因此在查理大帝死后，帝国很快土崩瓦解。843年，争夺王位的冲突各方签订了《凡尔登条约》，把帝国划分为东法兰克王国、西法兰克王国和中王国，这种分割奠定了现代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的基础。
查理曼帝国的瓦解，反映了中世纪早期西欧封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特点。在政治上，当时的西欧社会王权衰落、封建割据严重，短期建立的蛮族国家都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军事行政联合体，没有巩固的经济基础，国家的疆界在不断地变化，一些国家很快成立，又很快瓦解。在经济上，当时西欧国家普遍采取以大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领主制度。8世纪，查理.马特时期，法兰克王国实行采邑分封制，大片土地连同土地上的农民都由封建领主控制，但不能世袭，受采邑者，须服兵役。8-9世纪末，法兰克国家普遍推行“特恩权”制度，即国王承认封建主在其采邑中享有政治司法权力，国家官吏不得进入封建领地，封建主在其辖区内可以进行司法审判、搜捕罪犯和征收罚金等。到9世纪，采邑逐渐转为世袭领地。封建领主在其领地内把政治司法权力与土地所有权合二为一，成为与王权相抗衡的地方割据势力。国王只是许多封建贵族的一员，没有什么大的势力，甚至没有自己的军队，军事上也对封建领主的骑兵形成依赖。这种政治混乱的局面和封建领主制度，导致了国家概念的模糊和国家关系的紊乱，以及中世纪特有的私人外交和私人战争现象即每一个大的采邑都实行着一种多少具有独立性的外交政策，它们宣布享有私人战争权。
中世纪初期的政治和经济特点，决定了该时期的外交实际上是蛮族国家所特有的简单粗糙方式与罗马帝国某些遗产的混合物。对此我国曾有学者把欧洲中世纪初期的外交总结为以下4个基本特点：（1）外交权掌握在国王手中；（2）外交从属于军事，是军事手段的补充；（3）出现领主外交和私人外交；（4）外交出现欺骗、狡诈的风格。 这些特点也是该时期西欧外交思想的基本特点。
第二节：拜占庭帝国的外交思想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由于宗教、文化、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正式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在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通常称东罗马帝国为拜占庭帝国，简称拜占庭。拜占庭帝国的疆域前后变化较大。起初，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外高加索的一部分。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 527-565）在位时，拜占庭帝国达到极盛时期，曾将北非（埃及以西）、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东南部纳入帝国版图。6-7世纪，在奴隶起义和外族进攻的双重打击下，拜占庭逐渐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7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崛起之后，拜占庭帝国走向衰落。希拉克略（610-641）在位时，拜占庭的版图大为缩小，仅保有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中东、北非则为阿拉伯人占领。同时，罗马统治在帝国的影响也日见薄弱，拜占庭的官方语言由拉丁语改为希腊语。11世纪，塞尔柱突厥人侵占了小亚细亚的大部分，以及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1202-1204年第4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西欧封建主占领了拜占庭领土的大部分及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建立拉丁帝国；拜占庭残余势力退守小亚细亚，建立了尼西亚帝国。1261年，尼西亚帝国在人民支持下，推翻拉丁帝国，恢复拜占庭帝国，但是其版图仅限于海峡的弹丸之地。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终于灭亡。
在欧洲历史上，拜占庭帝国一共存在了1058年，其对欧洲特别是俄罗斯、东欧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在查士丁尼时期，拜占庭帝国国力强盛，内政外交均有建树。例如在内政方面，查士丁尼在位时，曾组织专家整理自罗马共和国到他在位时颁布的法令和元老院的决议，先后编纂了《查士丁尼法典》、《法学总纲》和《法令新编》，统称《民法大全》。这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部系统的法典，对以后欧洲各国的法律有较大影响。在外交方面，查士丁尼时期，拜占庭帝国的外交联系非常广泛：从中国和印度到大西洋、从非洲内陆到黑海沿岸的草原。在拜占庭的宫廷中，经常可以看到来自欧洲、亚洲、非洲各个地方穿着各国服装和操着各国语言的形形色色的外交使节，在这里真正展开了极为丰富的外交活动。由于拜占庭帝国的周围生活着许许多多的不安定的、经常迁移的蛮族部落，所以拜占庭帝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使这些蛮族部落不要威胁帝国的安全，而要为帝国服务。为此，查士丁尼采取了极为巧妙的外交手法，归纳起来有以下6个方面 ：
1．雇佣和收买蛮族的武装为拜占庭服务。查士丁尼经常通过金钱、官职甚至美女收买和雇佣蛮族部落和蛮族国家的首领，迫使他们为拜占庭的利益作战。
2．分而治之。查士丁尼善于玩弄罗马的老办法即分而治之的手法。他鼓动匈奴人反对保加利亚人，阿瓦尔人反对匈奴人；利用东哥特人克服汪达尔人，利用法兰克人克服东哥特人等等。
3．干涉别国内政，甚至使用武力。在北非和意大利对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的战争中，查士丁尼利用了这些国家内部的社会斗争，特别是利用了罗马土地占有者因蛮族夺去其土地而产生的不满情绪以及僧侣对蛮族阿利安教徒统治地位的愤怒心理。534-535年，拜占庭军队先后入侵了北非和意大利，消灭了汪达尔王国，占领了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与此同时，拜占庭军队还利用西哥特内乱的机会，派兵占领了西班牙东南部。
4．对既不能收买也不能用武力征服的敌人，则采取政治、经济包围的办法。例如对当时科斯洛埃斯一世统治时期强大的波斯国家，查斯丁尼就鼓动其周围的邻国来反对他。
5．利用商业关系来扩大拜占庭的影响。外交为发展贸易服务，而贸易联系的扩大又被拜占庭拿来作为最强有力的外交工具之一。
6．利用基督教来巩固拜占庭的势力。跟在商人后面的，是拜占庭的传教士。与罗马教廷不允许教徒用本民族语言做礼拜的做法不同，拜占庭准许教徒用当地语言做礼拜，并把《圣经》译成了多民族的语言。这种灵活的政策，使拜占庭扩大了在蛮族中的影响。许多蛮族部落和蛮族国家首领的妻子往往被发展为基督徒，这些教徒对他们的丈夫有相当影响，并在传教士的教导下成为拜占庭自觉和不自觉的工具。
查士丁尼的外交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外交，只不过随着国家力量的变化和环境的改变而变得更加细致和圆滑而已。拜占庭外交是中世纪外交的典型，具有欺骗和狡诈的风格，对后来的外交活动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对此，英国外交学家尼科松在其著作《外交学》中写道：“在罗马帝国的后期，当武力政策衰落下去的时候，在拜占庭制度下外交又恢复了一种最没有建设性的形式。外交与其说是消除人类贪婪和愚笨的良药，还不如说是对这种贪婪和愚笨的刺激。离散代替了合作，分裂代替了统一，狡猾代替了理性，机巧代替了道德原则。拜占庭的外交概念直接传授给威尼斯，然后又从威尼斯这个水上城市传遍了意大利半岛。在中古时代，外交都带有一种浓重的意大利风格，而实际是拜占庭的风格，近代欧洲外交就是由于这种传统，因而蒙受这样不好的声誉。”
第三节：神权外交思想
在中世纪欧洲的外交中，教廷外交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教权与王权的斗争几乎贯穿了中世纪中后期的全部历史。罗马教廷秉持“教皇权力至高无上”的观念，利用王权压服西欧各国国王，并利用圆滑的外交技巧维护教廷在西欧基督教世界的领导地位。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公元1世纪左右兴起于罗马帝国的巴勒斯坦地区，后迅速传播于欧洲和北非。基督教在历史上曾经形成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许多教派，但都崇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早期基督教是在犹太教新宗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信徒多是贫苦人民和奴隶，他们主张人人平等，反对富人，仇恨罗马统治。他们认为上帝是人类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但人类一开始就犯下了罪孽，苦难深重，只有上帝及其子耶稣基督才能拯救人类。人们须忍受人间苦难，死后方能进入天堂。公元2-3世纪，罗马的中等阶层和富有者纷纷信奉基督教，基督教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失去了作为被压迫者宗教的特征。富有的基督徒利用自己的财产取得了特殊的地位，并掌握了基督社团中原本由众人选举产生的主教职务，主教于是逐渐成为高居众教徒之上、专职的教会事务主持者以及教义的制定者和阐述者。与此同时，基督教的教义也趋向理论化和系统化，并体现在被称为“圣经”的《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之中。在基督教建立之初，由于它对罗马帝国极端仇视，罗马统治者对其采取了极严厉的镇压措施。直至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发布《米兰敕令》，基督教才在罗马帝国取得合法地位。公元395年，基督教被定为罗马国教，基督教的教会体制和教阶制度也逐渐形成。公元452年，教皇立俄一世（440-461年）因在与侵入意大利的阿提拉的谈判中取得成功而在欧洲获得非常高的威信。他提出了罗马主教应居于其他基督教主教之首的主张。后来他的继任者在第一次万国宗教会议决议的拉丁文译本中将其发展为：“罗马教会永居于首”的原则。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西欧政治上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局面，王权衰落，基督教会在西欧的作用日益突出。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占领意大利期间，教皇实际成为罗马的国君，在名义上隶属于拜占庭皇帝，事实上却拥有独立的地位。7世纪拜占庭帝国因阿拉伯人入侵逐渐衰落之后，罗马教皇们便利用拜占庭帝国发生的破坏圣像运动，断绝了与拜占庭的关系。8世纪中叶，法兰克王国的宫相矮子丕平发动政变，建立了加洛林王朝，为取得教皇对其政变的支持，丕平把意大利的拉文那地区赠给罗马教皇作为私人领地。与此同时，教皇为了对付伦巴德人的威胁，也需要法兰克国王的军事支持。在法兰克国王的支持下，罗马教会建立了教皇国，从而使以后教权的增长有了实际的支座。查理大帝时期，双方的联盟更加巩固。公元800年，罗马教皇利用查理访问罗马的机会，加冕查理为“罗马人的皇帝”，并为他戴上了皇冠。此事后来曾被罗马教会作为教权高于王权的重要论据。10世纪末，起源于克?四岬男薜涝焊母镌硕?銮苛私袒嵊绕涫墙袒实娜?Γ?⑹刮髋坊?浇袒嵬瓿闪思?ㄐ缘母母铩２槔砺?酃?呓夂螅?乱庵救?松?醭?陌峦幸皇酪虬镏?蘼斫袒试己?2世平息罗马贵族的叛乱，被教皇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承认其为古代基督教罗马帝国的真正继承者。但是，德意志王权的基础并不牢固，它既不能完全控制地方诸侯势力，也不能完全控制罗马教廷。
11世纪初以后，随着教皇的领土日益扩大，教皇进而要求支配原罗马帝国的全部遗产，于是教权与世俗王权的冲突就日益尖锐起来。以罗马教会为代表的教权势力和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代表的德意志王权势力，先是在教皇选举问题上，后又在主教授职权问题上爆发了激烈的政教之争。
11世纪以前，教皇的选举受到了世俗权力的操纵，或者是直接由皇帝从罗马贵族中选出。1057年7月28日教皇维克多去世后，罗马教廷乘德皇亨利三世早逝、德意志王权软弱之际，自己选举了新的教皇，称斯提芬九世。1058年，斯提芬九世去世后，罗马教廷又自己选举了尼古拉二世。1059年，在拉特兰宫举行宗教会议，尼古拉二世颁布了选举教皇的敕令，规定教皇只能由红衣主教团选举产生，世俗封建主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无权干预，并禁止买卖圣职和教士婚娶。尼古拉二世敕令的主要依据是所谓“君士坦丁的赠礼”，实际上是罗马教会在8世纪中叶伪造的文件，该文件称公元324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曾将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整个帝国西部的统治权“赠与”教皇。以此为根据，教皇要求在政治上统治意大利和西欧。1073年，克侣尼派的修道士希尔德布兰德当选为罗马教皇，称为格列高利七世。1075年，格列高利七世颁布了著名的27条《教皇敕令》，宣称教皇在教会事务中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任免主教；同时教皇位于世俗统治者之上，“罗马教皇有权贬黜皇帝”，“他可以解除臣民对不义君主的效忠誓约。” 从格列高利七世开始，罗马教廷逐渐把它的触角伸向了世俗的政治事务中，建立了教皇使节制度。通过派遣教皇使节，代表教皇参与各国、各地的统治。
格列高利七世维护教皇绝对权威的观念和实践，使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发生了严重的冲突。1075年，亨利四世出面干预米兰的宗教斗争，并任命了新的米兰大主教和主教，这引起了教皇的强烈反应。同年12月8日，格列高利七世致信亨利四世，严词谴责了他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是忽视神圣的、宗教法规的权利，要求他中断与那些被教皇亚历山大处以绝罚的宫廷顾问的联系。但是，亨利四世对教皇的来信不屑一顾，在1076年召开的沃姆斯宗教会议上罢黜了教皇。一个月之后，教皇召开拉特兰宗教会议，宣布罢黜亨利，革除其教籍，解除所有基督徒对皇帝的总诚誓约，并禁止把亨利四世当作“国王”看待。在与亨利四世的斗争中，格列高利七世与德意志的地方诸侯结成了联盟，迫使亨利四世暂时屈服。1077年，亨利四世前往罗马向教皇表示忏悔，史称卡诺萨会见。1080年，亨利四世在不满罗马教廷的主教们的支持下，再次废黜格列高利七世，并另立了新的教皇。1084年，亨利四世带兵占领罗马，扶植新的教皇登基。格列高利七世南逃，求助于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不久，诺曼人攻入罗马，并大肆抢掠，引起罗马居民反抗。诺曼人被迫南撤，格列高利七世也随之撤离，后客死萨莱诺城。格列高利七世去世后，他的继承者继续与皇帝进行斗争。1122年，双方签订了沃姆斯宗教协定，该协定规定皇帝在德意志保有干预主教选举的权利，在意大利在不享有此种权利。该暂时缓和在主教授职权上的冲突，但并没有停止教权和王权的斗争，实际上，主教授职权之争是罗马教廷树立其教权至高无上的权威的一个重要步骤。
1096-1291年，为了进一步确立教权的权威和建立神权政治国家，罗马教皇组织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7次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的口号是从异教徒（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耶路撒冷，实质上是西欧封建主对东方国家的侵略战争。参加东征的人员目的各异：教皇企图以此实现东西方基督教会的大合并；西欧封建主和骑士想要掠夺新的领地和农奴；意大利商人则力图控制东部地中海的商业；一些贫苦的农民也因封建主的欺骗，幻想找寻东方的乐土。十字军东征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它给中东、北非和西欧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然而，对罗马教廷而言，十字军东征却是实现教权至上思想的强有力工具。首先，东征扩展了教皇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拜占庭被迫承认教皇的权力高于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大牧首。与此同时，东欧许多国家的居民纷纷皈依基督教，罗马教廷的影响通过世俗君主的武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其次，十字军东征削弱了王权，罗马教廷通过《教会法》加强了对各国内政的干预，从而为确立教皇的最高权威准备了条件。尤其是在第四次东征（1202-1204）中，教皇英诺森三世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此期间，他颁布了《崇敬法》，鼓吹君权神授，教皇有权任免德意志国王。他说，宇宙的创造者在天空中安放了两大发光体；光度较大的一个管白昼，光度较小的管黑夜。在以天国之称的普世的教会的天空中也是如此，他设立了两个尊位，较大的管灵魂，较小的管肉体，这两者就是教皇和君主的权力。不仅如此，月亮从太阳得到光亮，而且在事实上，无论从它的大小和质地、位置和能量上均次于太阳，同样君王的权力来自教皇的权力威望。 依据这种君权神授的理论，教皇英诺森三世任意干预德意志、英国和法国等内部事务，罗马教皇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14世纪，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欧的发展，民族国家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市民阶层逐渐与国王结成了同盟，共同反对教皇的势力和封建割据势力。当时在法国，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正在成长，这使法国与罗马教廷的矛盾逐渐尖锐。1301年，由于教皇派往法国征收十字军远征费用的使节被扣留，教皇旁尼菲斯8世大为恼火，他威胁法国国王腓力普四世释放其使节，接着又剥夺了法国国王向僧侣征收任何赋税的权利，并禁止法国僧侣未经教皇许可向国王交纳任何款项。对于教皇的威胁，法国国王决定予以反击。1302年4月，国王命令召开法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三级会议，会议赞同法国国王对教皇的谴责立场。翌年，法国国王宣布教皇道德堕落、宣扬异端，并派人逮捕和殴打教皇。最后教皇旁尼菲斯8世在屈辱中悲惨地死去。1305年，法国国王的傀儡、波尔多主教登上了教皇的宝座，称克雷门五世。克雷门特五世完全是依靠法王势力上台，在罗马没有任何权力基础。为了得到法王的保护，他在1309年把教皇的官邸迁到了法国的阿维农，从而出现了国王控制教皇的局面。教权的衰落和王权的兴起，凸现了欧洲民族国家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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