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心论”与世界史研究——兼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问题(下)(2006052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4:11:33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修正论是指利用经过修正的理论方法来对以前被忽略或者研究不足的世界史领域重新进行阐释，主要表现在史前史研究和区域史研究领域。史前史研究重新为人们所重视的原因在于：自世界史研究以来，史前史便被纳入了旨在寻求全球视角和一种新的“宏大叙事”的西方的历史编纂学传统之中，这种传统包含了对民族／国家历史的不同阐释以及由陈旧的欧洲中心论和欧洲式历史所进行的不公正的阐释。②史前史研究的兴起具有两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是克服了以现代性/现代化为中轴阐释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二是通过微观的个案研究验证了西方学界所提供理论工具库的局限性。因而，修正论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所提供的诸多理论和方法论戒令，为提出新的解释世界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实证基础和开辟了崭新的空间。区域史研究的兴起在实践层面回应了对“东方主义”的批判，批判矛头也指向了“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例如，滨下武志在论述亚洲历史和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时，对费正清解释东亚历史的“冲击—回应”模式(此模式系费氏借用于汤因比)进行了批判，强调促使中国和亚洲近代开始的“契机”，不应该被看成是“西力东渐”即“西方冲击”的结果。他认为“亚洲是有必要从自身中寻求内在的构成要素和内在动因，为达此目的，有必要改变历来的做法，从透视亚洲观察欧洲的视角来进行考察。”③西方有的学者在论述欧亚大陆模式时也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在1450—1830年就产生欧亚模式，在此期问，那些在政治、文化以及商业上“存在于广泛分隔的区域里的、业已地方化了的社会，被合并到更大的单位里”。④尽管上述学者的观点存在着有待商榷之处，但无疑迈出了对“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批判的重要一步，至少在超越“欧洲中心论”的学术实践方面起到了抛砖引玉之效。 余英时先生认为“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现在已显然脱出了源远流长的‘西方中心论’”，⑤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的持之以恒的批判中，这种观点似乎很有道理，但从“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和“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来看，尤其是对非西方世界的学者而言，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依旧任重道远。首先，文化背景的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Bobby S. Sayyid, Fundamental Fear: Eurocentr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Islamism, Zed Books,1997, p.98. ② Donald R. Kelley, "The Rise of Pre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Mar.,2003, pp.17—36. 6. ③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④ Victor Lieberman, ed., Beyond Binary Histories: Re - Imagining Eurasia to c.1830,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 p.24. ⑤ 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42页。 异不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尽管个人的偏见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但文化上的偏见却很难被察觉和纠正”。①其次，学科、理论方法以及在知识贡献上的世界学术格局严重失衡。西方学术界一方面继续高扬学术扩张主义的旗帜，另一方面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固守着学术上的“光辉孤立”，在二者所形成的巨大张力中，非西方学术界常常感到无所适从。第三，“欧洲中心论”在意识形态上对非西方世界的学术研究的影响难以彻底根除。以与西方渊源颇深的犹太社会为例，就可见一斑。“从犹太人流离失所开始，社会就被欧洲中心论和东方主义之间的张力所浸透，但是欧洲中心论占据着主导地位。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是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基础上的，并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社会、军事、意识形态、科学以及为爱德华·赛义德称作的集体的‘想象’)被注入启蒙知识和价值”。②与西方世界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犹太社会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的非西方社会了。因此，在非西方学术界，批判和超越“欧洲中心论”并非是过去时，而是现在时，甚至会持续到相当遥远的未来。在21世纪，包括中国世界史学界在内的非西方学术界应该如何面对和超越“欧洲中心论”，业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问题与超越“欧洲中心论” 在21世纪初，中国世界史学界提出了创建世界史研究“中国学派”的命题。③几乎与此同时，其他学科也提出了“中国学派”的命题，如国际关系学科。“中国学派”命题的提出，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也在深层次上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观心态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生态。扼要地回顾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变迁，不仅会使我们相对清晰地认识中国史学界的研究者心态和学科研究生态的演变脉络和特征，而且也能反映出“欧洲中心论”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以及后者对“欧洲中心论”的回应与批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C. Behan Mccullagh, "Bias in Historical Description, Interpretation, and Explanation", History and Theory, Vol.39, No.1,2000, p.39. ② Dahan-Kalev, "The’Other’ in Zionism: The Case of the Mizrahim" , Palestine - Israel Journal of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Vol.8,Jun.,2001, p.90. 90. ③ 关于世界史研究“中国学派”问题的提出，有两次会议显得尤为重要。一次是2000年4月15—16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术讨论会。参见《加强学科建设创建中国学派——“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教学》2000年第6期。另一次是2002年10月12—15日在武汉大学举行的“新世纪世界史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此次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武寅研究员特别强调：“应鼓励原创性的开拓，要说自己的话，出自己的书，形成自己的学派——中国学派”。参见潘迎春：《“新世纪世界史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世界历史》2003年第1期。 中国近现代历史编纂的实验和发展与国家命运的兴衰紧密相联，这一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崇拜和倾倒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突出心态，而在学术研究的生态方面则表现为理论范式的多元化。自19世纪中叶以来，国家的屡战屡败迫使中国学者放弃了传统的中国中心观念，接受了一种以中西二分法为特征的新的世界观，这种新的世界观强烈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学编纂和叙事，并一直持续到今天。①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如刘师培、邓实、胡适以及鲁迅等“五四”运动名人——的著述中，对西方学者以及学术理念的推崇几乎随处可见。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杜威、罗素以及马克思等人被视为“圣人”，他们的理论也被视为解释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良方妙药。因而，在学术生态上形成了诸种理论竞相争鸣的格局，绝大多数的中国历史学者模仿现代西方的模式构建了世界史和中国史的叙事。不过，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颇具反讽的现象：尽管在学术理念、理论方法甚至学科创制方面，即“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方面，西方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巨大，但中国学者却在这一时期做出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学贯中西的王国维和陈寅恪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他们的学术实践和学术著作充满和洋溢着批判精神。在今天看来，尽管当时没有响亮地提出来“反欧洲中心论”的口号，但这种批判精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解了“假设前提的欧洲中心论”，尤其是“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同时也没有或较少陷入“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的怪圈之中。正因为如此，余英时先生提出，在“20世纪初，中国知识人正式接触西学之际，中国本土的人文研究生态还是很有活力的。”②1949—1980年为第二阶段。在此阶段，由于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近代的百年屈辱史，国家命运的转折也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从盲从崇拜转向批判建设，在学术研究的生态方面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一枝独秀的局面。如果说第一阶段的中国世界史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基本等同于外国史)，那么，第二阶段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则取得长足进步。这种进步表现在世界史学科的设立、专业刊物的创建、教材编写以及大量的微观实证研究等方面，在理论上影响巨大的是周谷城先生、吴于廑先生所倡导的整体史观。然而，这一阶段的中国史学界和世界史研究也产生了严重的失误和弊端，这些失误和弊端“主要是：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严重地干扰了学术界，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进行批判，混淆了界限，挫伤了历史学家的积极性。‘左’的倾向十分严重，教条主义、简单化、公式化盛行。”③在第二阶段，中国史学界和世界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主要聚焦在“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但由于上述失误和弊端的存在和影响，批判的结果又往往异化为矫枉过正的“中国中心论”和“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1980年至今为第三阶段，反思第二阶段的失误和弊端以及再次转向西方以期获得灵感，成为这一阶段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心态，在学术生态方面则形成了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主导的多元格局。北京师范大学刘北成教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范式转变的梳理，部分地折射出第三阶段中国世界史学界的心态和生态。刘北成教授认为，“这20年来，主要有三种范式，一是以刘宗绪、金重远先生为代表的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一范式，现已成为世界近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葛兆光认为，梁启超在1902年就写出了《新史学》，但是中国历史学的根本变化却出现在二十多年之后。他以1929年为例，叙述那个时代中国历史学界的新变。一方面西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大量引入中国，历史学家关注的地理范围已经大大扩展，“新史学”正在日渐试图成为“科学”并与西方“接轨”；但是另一方面，在历史学界种种动向与争论的背后也隐藏了另一个问题，即什么才是“中国”的“新史学”，这一新的问题引起历史学界关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科学取向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张与焦虑，并一直延续至今。参见葛兆光：《<新史学>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② 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532页。 ③ 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史研究的主流，主要体现在中学课本中。二是现代化理论，钱乘旦最早系统介绍，罗荣渠先生在理论上有突破，并取得很大成果。三是世界体系范式，以吴于廑先生为代表，突破单线论，重视横向联系。这三种研究范式的形成，都与时代主旋律有关，也都有可商榷之处。”①另外，改革开放后，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被重新翻译过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工具库一下子丰富起来。但必须正视的是，中国史学界和世界史学界对这些新理论、新方法的批判性吸收、利用还有所欠缺，在第一阶段出现的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崇拜和倾倒现象似乎重新出现。究其实质，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对“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的负面影响意识不足或是对其批判不足。综上所述，“欧洲中心论”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似乎行走了一个“之”字形轨迹。 回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观心态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生态后，再来重新审视“中国学派”命题就会得到两点重要的启示：一是批判“欧洲中心论”是创建“中国学派”的理论前提和实践路径；二是“中国学派”的创建有利于中国世界史学界健康积极的心态和生态的生成。必须提及的一点是，我们对世界史研究“中国学派”的命题应该有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理解。本文主张“中国学派”的命题更多地是指一种建构学科的开放态度，而非一种强制性的学术戒令。②在这样一种开放性的态度之下，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可以形成彼此争鸣、相互启发促进的各种学派。惟有如此，才能有助于中国学者们进行规范性的学术交流，有助于世界史学科自律性和开放性的形成，有助于同全球世界史学界的对话和相互促进。 对建构“中国学派”而言，下面两种态度和认识是至关重要的。一是认识到“欧洲中心论”的产生与盛行，除了西方学术界负有主要责任外，非西方世界的学术界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之所以出现并席卷全球，是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的扩张与非西方世界的学者推波助澜的结果。二是认识到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与超越将是一个艰苦而又漫长的旅程。这“是因为这种理论(‘欧洲中心论’)已通过西方人的尝试、语言和逻辑，特别是通过那些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文本，渗透到许多人的潜意识中”。③上述两种认识决定了创建“中国学派”所面临的学术心态和生态的复杂性、长期性和矛盾性。首先，时代背景决定了“中国学派”创建前景的复杂性。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双重压力使各界精英尤其是知识精英面临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的多重压力和挑战。其次，西方学术上的话语霸权决定了“中国学派”创建前景的长期性。世界各地学者都应该反思自己的学术史，而不仅仅是西方学者单向度的反思。第三，中国世界史学者的思想张力决定了“中国学派”创建前景的矛盾性。中国知识界的紧迫感和现实感构成了理论思考与建构的自身特性，好大喜功和饥不择食往往会成为一种选择甚至“时尚”。因此，健康的、自觉的、开放的“中国学派”的创建，必须跨越下述路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参见《加强学科建设创建中国学派——“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教学》2000年第6期。 ② 一般而言，学派一般以学界领袖(如兰克学派)、学术刊物(如年鉴学派)、大学和研究机构(如以白鸟库吉为领袖的东京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美国东南亚问题研究的康乃尔学派等)来命名。以一个国家来称谓一个学派在世界学术史上极为鲜见，较为大家熟知的是国际关系学界的英国学派。即使是英国学派也只是一群学术研究志趣、理论方法相近的学者所组成的一个松散的集体，其组成人员也并非全部是英国人，它还包括丹麦人奥尔·韦弗(Ole Wcever)等。2003年9月17—18日，在吉林大学召开的“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方法论探索与学科构建高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被许多人视为当代英国学派领军人物的巴里·布赞(Barry Buzan)教授说了一句颇值得玩味的话：“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就不要将其归入某个学派；如果你不喜欢一个人，就将其归入某个学派”。 ③ 俞吾金：《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框架》，《学术月刊》1998年第5期。 首先，拒绝任何形式的普遍主义是创建“中国学派”的思维前提。换言之，在学术研究的指导观念上，应该拒绝目的论和阶段论的倾向。随着确定性的终结，世界上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解释古往今来的一切人类社会现象，所以学术界要树立统一性对一致性的批判意识。创立“中国学派”需要的是某种统一性而非一致性，因为“真正的统一性不应当与一致性混为一谈。只有一个系统的某一因素居于主导地位或从属于其他因素时，一致性才会发生。而统一性只有在整个系统的所有因素平等互利的整合中才能出现。真正的统一性只能补充而不是损害多样性……”①惟有如此，在中国世界史学界，才能避免“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的诸种表现在改头换面后重新粉墨登场。 其次，培养理论、方法论上的自觉和批判意识是创建“中国学派”的理论要求。历史学或许不需要一个规范理论，但历史学者的思想中应该存在一种明确的规范意识或理论自觉。尽管托马斯·库恩对人文社会科学抱有一定的偏见，但他的范式常规科学一科学革命②的阐释对“中国学派”的创建和形成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方法论方面，要协调好整体方法论与个体方法论的关系，要尽可能地避免容易导致目的论或机械决定论(如唯物/唯心的分野)的一元方法论。“新世纪的史家应以开放的心态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方式方法研究历史。”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不要轻易地将任何一种理论作为世界史学科构建的元理论，以避免钱穆先生所言的弊端，即“治史者先横亘一理论于胸中，其弊至于认空论为实事，而转轻实事为虚文。”④ 最后，发掘、重估本土学术资源与批判、借鉴、吸收西方的学术成就相结合是创建“中国学派”的实践指导原则。只有遵循这一原则，才能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之中。非此即彼的困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在理论上的“颠倒的东方学”⑤或者东方的“西方主义”的出现；二是在学术实践上以“中国中心论”取代“欧洲中心论”。一个更加广泛和更加丰富的“中国学派”的研究“菜单”，应该由基于经验主义的、见博识广的理论选项构成，而不应在“中国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二者之间做出极端的选择。因而，在创建“中国学派”过程中，规范研究的创新与实证研究的累积必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缺乏规范研究的创新，实证研究将停滞不前；缺乏实证研究的累积，规范研究将是空中楼阁。换言之，微观的实证研究为宏观的学科建构提供知识上的基础，学科构建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创新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创造性解释的源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欧文·拉兹洛主编：《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② 参见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 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对如何处理理论方法论上的多元论和一元论发表了看法，如蒋大椿、董正华等，参见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董正华：《多种“范式”并存有益于史学的繁荣》，《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 ④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4页。 ⑤ 参见王铭铭：《作为世界图式的“天下”》，赵汀阳主编：《年度学术200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综上所述，批判“欧洲中心论”与创建“中国学派”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最简洁和最朴素的表述就是“破”与“立”的关系。但要完成这一“破旧立新”的任务，最关键的是寻求和建构一种“中介”即对话和争论。①只有通过对话和争论，非西方学术界(包括中国世界史学界)才能在对世界史的阐释方面彰显其与西方学术界的差异，才能使其在基本概念、理论方法等方面的匮乏或亏空的现状得以改观。因此，在世界范围内，构建阐释世界史的“多元主义”视角是迈向健康的世界史研究的当务之急，但这只是一个起点，绝非一个终点。在建构这种“多元主义”视角的过程中，非西方学术界只有对“欧洲中心论”进行持久的批判，才能在全球范围内搭建起相对公允的学术对话平台。换言之，对话和争论无疑是重要的，但对非西方学术界而言，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并进而在世界学术平台上展现则更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完成非西方学术界在学术文化上的“解殖”任务。其实，当我们与业已安顿好的、舒适惬意的思维定势(对中国世界史学界而言，就是如何祛除“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和“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隔开了一段距离时，我们就拥有和开拓了能够幻想远大前程的学术心理空间。 (作者任东波，吉林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教授；邮编：130012) (责任编辑：张旭鹏) (责任校对：董欣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关于对话和争论的观点。如从全球化与文明／文化角度，杜维明认为：“通过超越传统与现代性、东方与西方、北方与南方、我们与他们这些人为设定的二分意识，我们可以在努力理解人类困境的过程中，从我们这个全球共同体开发出丰富多样的资源。”参见杜维明：《全球化与多样性》，哈佛燕京学社主编：《全球化与文明对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法国学者阿芒·马特拉认为：“通过跨国化过程的文化流量循环的强化不是通向全球的同质化，而是通向一个越来越杂交的世界。”参见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从世界史学科角度，两位美国学者主张世界史的教学和科研必须在一个争论的环境中发展，参见Michael Geyer and Charles Bright，“World History in a Global Ag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Oct．，l995，PP．1034—1060． (文章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中国经济史论坛》转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