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希腊怀疑主义者对民主的正面影响(上)(2005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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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怀疑主义是反抗封建等级制度呼唤资产阶级民主的先驱者?而古希腊怀疑主义是近代怀疑主义的思想之源。古希腊怀疑主义者对理性（“逻各斯”是其原始形态）的批判和反思充分彰显了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以及社会的正义，他们不仅推动了奴隶主民主制的发展，而且也对民主思想和民主实践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古希腊；怀疑主义；民主；理性 怀疑主义的思潮席卷了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展现出了不同的历史形态，走出了不同的历史轨迹，但无一例外，不同历史形态的怀疑主义都对理性展开了批判和反思，从不同的角度上揭示和理解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以及社会的正义，对民主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对民主实践都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古希腊城邦政体演变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受到怀疑主义质询和追问，从而使习俗和传统不断向人们的理性让步的历史。在传统的权威与生活方式不断地受到挑战的同时，传统的观念也不断地遭到人们的怀疑。古希腊思想家大多充满了这种怀疑主义的精神。“也就是说，希腊人的观念并没有停留在一种继承下来的无法解释的传统的基础之上。”(1)而至于他们的观念如何受到怀疑主义的影响，我们无法追溯到更为遥远的历史来获得清晰的认知。不过，怀疑主义对古希腊，尤其是对雅典民主的影响我们仍然可以从当时怀疑主义者的言论和著作中找到相应的佐证。的确，古希腊怀疑主义者的理论有很多令人啼笑皆非之处，也为此常常受到人们的讥讽与批评，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对希腊尤其是雅典的民主政治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并推动了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一 希腊的民主制起源于雅典，且以雅典为甚。雅典在政治制度方面进行了不断的革新，终在伯里克利时代，民主制度达到鼎盛，雅典不但是整个希腊政治经济的中心，也成为“希腊的学府”。智者学派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产物。“智者多才多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怀疑论者”，(2)也“就是引导人们去研究我们是如何知道的，而不是去努力获得新知识的”。(3)雅典的民主制有助于怀疑主义的成长，同时也“反映和推动着民主制的政治和社会变革”。(4) 从泰勒斯以来，哲学已经历了近二百年的发展。早期的自然哲学家强调最高的智慧就是认识世界的本原，然而自然哲学家们对于本原的问题却争论不休，有的人认为是“水”，有的人认为是“火”；有的人认为一切的存在就是“一”，而有的人则认为有无数个世界；有的人认为万物是在永远运动着，另一些人则认为没有一样东西是动的。对这些问题哲学家们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回答，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肯定，世界是有规律的，“逻各斯”是宇宙的内在本原。因此，“早期希腊思想的自然倾向是毫无怨言也毫无疑问地接受国家的秩序及其施行的法规”。(5) 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理性——“逻各斯”，虽然使人们的思维与实践活动脱离了盲目性，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去认识具有本原意义上的理性，然而人类的主动性却被归约到所谓至高的“逻各斯”之下，人的理性始终无法获得合法性的证明和展示。智者学派致力于把逻各斯从被给予的对象世界中强行割裂开来，使它可以成为一根让主体自由支配的魔杖，以彰显主体内部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和能动性。 智者学派的第一个和最著名的代表普鲁塔戈拉（约公元前４９０——４２１年）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6)也就是说，尺度、逻各斯只存在于人那里，人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逻各斯去认识和衡量宇宙万物。早期的希腊思想家认为，人的理性是逻各斯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特征是思维，只要通过思维，人就能获得真理。尽管自然哲学家们“有批判的锐敏眼光，他们却忘记了批判智慧本身”。(7)普鲁塔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对作为本原的逻各斯的批判，更是对人的理性的批判。这种从被给予的对象世界中强行割裂开来的逻各斯充满着矛盾并相互冲突，但对于根本不承认有统一逻各斯的普鲁塔戈拉来说，这似乎并不重要，因为他最关心的就是要把逻各斯从外部世界转移到人的心中，把逻各斯从天上拉回到人间。人的主体性开始觉醒。 普鲁塔戈拉在肯定人是万物尺度的同时，还对人本身提出了要求。在柏拉图的对话集中，普鲁塔戈拉就为人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只有拥有自制和正义的人才称之为人。他在一条残简中还说：“要想成为有教养的人，就应当运用自己的秉赋，还应当去实践；此外还宜于从少年时就开始学习”。(8)这个有教养的人按照普鲁塔戈拉的意思就应该是一个自制和正义得以充分彰显的人。这一目标可以用自然秉赋、实践和学习的方法来达到。实现了二者的统一就是一个拥有逻各斯和“尺度”的个体。普鲁塔戈拉把逻各斯（理性）赋予个体，使它成为个体的一种内在规定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他确立了个体的至上地位。他用“神赋人权”说提出自己的怀疑观点，从而表明个体都拥有理性，而理性的个体都具有美德和治国的能力，因此他们都有资格参加城邦的政治生活，人人都有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参与权，这就为雅典的民主制打下了牢固的民主心理根基，也为民主政治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既然理性限于个体，那么一切（知识、道德、法律等）都要以人作为标准，一切都要以人所处环境的不同和人的需要的变化为转移，因此国家、法律和道德我们现在不能用神去解释它的，只能用人去解释它，当它们被人们认为是合理的时候才能存在，当它们不符合人们普遍利益的时候，人们应当敢于去推翻它。这种怀疑主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对神意决定论历史观的否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贵族政体和僭主政体对现实的影响，使传统的政治、法律和道德丧失了权威，为一种新的国家、新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新的道德精神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再次，在普鲁塔戈拉那里，这种个体的理性可以通过论辩的途径，以自己的辩论逻辑征服对方和公众，从而转化为他人或社会的理性。按照普鲁塔戈拉的观点，每一种理论都有相对立的说法，并且它们都拥有相同的各自存在的理由和权利。为了不导致相互之间的倾轧以至毁灭，同时又充分体现个体的理性，只有采取论辩的途径最后通过约定和表决的方式把个体理性转化为社会理性。而这种对理性的整合普鲁塔戈拉认为只能通过民主的方式。物质条件满足了民主的需求，思想上的突破更给予民主的发展以极大的动力。民主得以继续在帝国大行其道。 确实，普鲁塔戈拉在这里并不承认有统一的逻各斯，但在当时雅典的现实中，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使逻各斯在现实中有统一的基础。它们可以对立冲突，但不至于毁灭和消亡。但这种以个人的感觉和知识为基础的逻各斯一旦失去了“自制和正义”，失去了这种在现实中统一的衡量尺度，这种曾为雅典民主摇旗呐喊的怀疑主义便会立即走向它的反面。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４３１年——４０４年）爆发就是这种怀疑主义转化的契机，此时城邦的利益发生了严重分化，各种法律制度和协议契约遭到践踏，人们的道德标准、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正义和自制在物欲横流的现实中逐渐土崩瓦解。也就是在这时，“人是万物的尺度”被歪曲为一种纯粹的感觉主义、个人主义，一切都丧失了标准，正义的内涵也众说纷纭，“正义即强者的利益”、“正义即力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安提西尼的寓言中正义的扭曲得到了极为鲜明和夸张的表达：百兽聚集一堂，兔子大发议论，声称所有兽类一律平等，狮子喝问：你们的利爪呢？！正是在这种混乱无序的情况下，深受古希腊自然哲学影响的怀疑主义者高尔吉亚对所有的希腊人提出了这样的质询和追问：统一的逻各斯真的存在吗？雅典民主在这样的质询中惶惶不可终日。 高尔吉亚（公元前４８３——３７５年）是一位以演说术、修辞和雄辩而闻名的智者，也是民主制度的拥护者。高尔吉亚在他的《论自然或不存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怀疑哲学的三个命题：“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如果有物存在，它们也无法为人所把握；第三，即使它可以为人所把握，也不可能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9)高尔吉亚立足于逻各斯本身，否定了逻各斯之外的存在，逻各斯既然可以自由地、不受任何束缚地进行否定，那么它为什么不能否定自己呢？按照高尔吉亚的逻辑和信念，逻各斯应该是他唯一的依赖和信任，然而高尔吉亚却在自掘坟墓。 高尔吉亚是在伯里克利死后数年才被母邦派遣出使雅典，因此不但和普鲁塔戈拉一样经历了民主的极盛时期，也曾亲身经历了开始走向衰亡的民主。或许高尔吉亚也听说过这样的故事。在雅典的一次决定是否放逐阿里斯提德(10)的投票中，一个不识字的人把贝壳递给阿里斯提德，叫他写上阿里斯提德的名字。阿里斯提德惊住了，问此人有没有亏待过他，这人却说，“什么也没有，我甚至还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到处都称呼他为正义，我实在听烦了。”于是，阿里斯提德便因为“正义”的名声而遭到了放逐。失去了正义的雅典民主，统一的逻各斯似乎已经难以存在，到处都充满了毁灭和消亡，逻各斯好像已经穷途末路。所以，高尔吉亚不仅向希腊哲学提问，也向自己质问，为什么逻各斯会存在？正是怀着对逻各斯的深深困惑，高尔吉亚指责人为约定的法律，认为它们禁锢了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无可指责的也是合乎正义的。因此，晚期智者对逻各斯的批判和反思使个人从国家和法律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他们认为自然的人性包括人的情欲、人对利益的追求，人们追求统治权力、强者和荣誉的各种倾向和欲望，乃是一种自然权利，而非法律所确定的，雅典奴隶制的合法性遭到了质疑，社会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这种观念对民主心理和民主理论无疑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古希腊罗马晚期的斯多葛学派的信徒已经意识到，规范人类行为必须出自一些人人都必须承认，人人都能适用的最初原则。就像几何学里所作的推论，必须依赖几条构筑的公理。尽管没有办法证明它们，但它们却是普遍的。关于这些普遍原则，斯多葛学派认为，一切人天生都是平等的，不论是自由民还是奴隶。斯多葛派的忠实信徒，罗马皇帝马尔库斯·奥勒留这样说，他赞成“一种能使一切人都有同一法律的政体，一种能依据平等的权利与平等的言论自由而治国的政体，一种最能尊敬被统治者的自由的君主政府”。(11)皇帝的理想能否在那个时代实现，这是另一个问题。但这种思想对后来民主观念和制度的成熟却大有裨益。 二 苏格拉底（公元前４６９——３９９年）不是希腊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但也没有任何记载表明他想颠覆这一制度。有资料表明，直至公元前４３５年的时候，苏格拉底仍然“对当时的自然哲学感兴趣”。(12)同时，苏格拉底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曾经为城邦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他始终追求社会正义和国家强盛，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反对伯里克利宣布的“对一切人公正”的民主制原则。因此，导致苏格拉底放弃自然哲学的研究而转向对人的灵魂的探求应该是在伯里克利死后数年，此时的雅典民主政治已经开始走向衰亡的时候。正是城邦的衰落以及雅典民主的缺陷才让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感到痛苦和茫然，痛定思痛，苏格拉底认为研究自然是无益的，哲学的对象应该转向人事和对灵魂的探究，改善人们的心灵，使他们向着“至善”的目标迈进，或许城邦的制度可以挽救。 智者学派依靠对神的逻各斯的反思而回到了人的逻各斯，指出人的逻各斯是万物的尺度，但并没有对人自身进行再反思。晚期希腊的内乱和战争表明统一的逻各斯并不存在。然而苏格拉底深受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影响，相信人类社会存在着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原则。苏格拉底对人的逻各斯加以进一步反思，发现逻各斯如果不是掌握在以最高善为目的的努斯手中，就无法摆脱支离破碎和自相矛盾的困境。因此，苏格拉底认为逻各斯如果还要作为逻各斯存在（而不是自我否定和毁灭）的话，逻各斯本身必须要有某种更深刻的力量来指引它，它只能是努斯手中的达到其自身目的的一种工具，丧失了努斯的目的——“至善”的引导，逻各斯就将会走向它的反面。 逻各斯和努斯的结合，构成了西方哲学中的完整的理性概念，它既蕴含了逻辑的规范性，又体现了对现实的不断合乎人性的超越。苏格拉底告诉我们：“我也怕如果我以眼睛看着事物或试想靠感官的帮助来了解它们，我的灵魂会完全变瞎。我想我还是求援于心灵的世界，并且到那里去寻求存在的真理好些”。(13)苏格拉底试图从心灵的世界中追寻客观事物的真理，他强调这种以自身为目的，自己追求自己，实现自己并复归于自己的努斯，凭借逻各斯的逻辑规范，从而能不断摆脱自己特殊的主观性，而获得自在自为的普遍性，也即客观性。苏格拉底依靠努斯的向善冲动和逻各斯的规范性引出了最高等级的知识，即善的知识，而获得了这种善的知识便意味着你拥有了美德。苏格拉底自己的哲学使命就是要使城邦公民和政治家拥有良好的美德，从善如流，从而救亡图存，振邦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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