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十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中）（2003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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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为今用,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古为今用是毛泽东在60年代提出来的,也是为这一时期许多史家所赞同的。较之“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显然要好一些。这个提法是重视历史研究及其社会功能的。已经过去的客观存在过的“古”,是不可能为今所用的。这里的意思实际是说,要用研究“古”(历史)所获得的历史知识为今天的现实所用。它强调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但这个提法没有明确表达出历史学所应用的科学性。“古为今用”只能是历史科学的功能之一,而不是它的全部功能。 古为今用在当时史学领域的具体表现,便是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提法不能说全错。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社会功能,应当为现实服务。现实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便是政治(现实中还有经济、文化等领域,因此即使从为现实服务这一角度而言,这个提法也是不全面的)。在那时一切工作都以“政治挂帅”,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之事。这种服务在当时史学中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以历史与现实作古今类比,以历史事实来解释、证明党的方针政策。如同翦伯赞所说:许多史学工作者“几乎把党的任何政策、口号都塞到古代史中去,好象我们今天推行的任何一种政策,今天提出来的任何一种号召和口号,在古代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都推行过和提出过”。⑨翦伯赞认为,“如果把古为今用理解为古今类比,那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不应该因为某些表面的类似就抹煞它们本质上的差异,而把古人古事拉扯到现在”⑩。当时历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为了密切配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突击组织人编写有关史学论著。由于政治任务的时限性、多变性,这样突击赶写出的东西,是很难有学术价值和科学性的,却日益滋长出实用主义。到戚本禹提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将所谓“革命性”作为对社会主义时期史学的唯一要求,实用主义更加横生蔓延。当姚文元对吴晗《海瑞罢官》进行蛮横无理的政治大批判后,有些学者写出文章对有关历史事实加以探讨,以求辨明是非,竟被攻击为以学术性研究干扰斗争大方向。学术性研究本身已经被指责为错误倾向,历史学的科学性在现实中已无存身之处了。戚本禹在1967年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11] 一文,便完全以歪曲近代中国历史内容的实用主义手法,“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政治服务,将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的国家主席。由于最高当局已经把打倒刘少奇作为既定目的,戚本禹的文章虽然没有直接指名,攻击的手法却是明目张胆、咄咄逼人的。到江青集团将攻击的矛头指向“现代的大儒”时,被攻击者的政治命运当时并未判定,这样的政治更带有阴谋性质。江青等人又想到了历史。历史学便由阶级斗争史学更一变而为路线斗争史学,江青集团在炮制中国历史自古至今都贯穿着儒法斗争时,竟明确地提出写历史可以七真三假,这哪里有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儒法斗争史完全成为以实用主义的歪曲手段隐射攻击现实的阴谋政治的婢女,从而极大地破坏了历史学的声誉。将历史学的任务仅仅归结为“古为今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至此已经将历史学推向绝境了。 (四) 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 阶级观点应当包括阶级斗争和阶级统一两个方面,但阶级统一观点当时几乎无人探讨,故这里说的阶级观点实际是指阶级斗争观点。这种观点解放初被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要点之一。历史主义自然是指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50年代其涵义被理解为:一是从历史事物的发生发展的全盘过程去考察,而不可以从静止不变的状态去观察,二是从历史事物发生时的各种实际条件关联起来考察,而不可以以现在的条件和标准去衡量古人古事。当时一些水平较高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曾以此批评阶级斗争乱用而造成的非历史主义倾向。但1957年以前,这两种观点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 1958年“史学革命”中,阶级斗争观点被日益突出。“厚今薄古”与被制造出来的“厚古薄今”成为史学领域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由于贯彻“厚今薄古”而突出阶级斗争观点给当时历史学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影响。1959年春,郭沫若、翦伯赞就所谓“打破王朝体系”以及为曹操翻案,批评了“史学革命”的搞法是“反历史主义的”。河南史学家郭晓棠在1959年发表《历史主义,还是反历史主义》[12] ,尖锐批评当时历史研究中片面运用阶级观点而产生的非历史主义倾向,首先提出运用阶级观点“必须同正确的历史观点结合起来”。河南《史学月刊》曾连续开展“关于历史主义问题”的讨论。稍后,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到处做报告并撰文,大声疾呼“必须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正的论断” [13] ,因此而成为倡导马克思历史主义主张的主要代表人物。 与此同时,阶级斗争观点也在发展。1961年4月,河南史学家嵇文甫在《光明日报》撰文,根据毛泽东以是否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分界线的认识,提出阶级斗争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从此,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核心的提法,便支配着当时中国的史坛。毛泽东1957年便开始突出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后日益发展,到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终于正式发展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治路线,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种认识激荡着史学领域,突出阶级斗争观点和强调历史主义主张两股史学思潮,便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 《新建设》1963年第5期发表林甘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强调历史主义的翦伯赞等学者离开了阶级观点,认为“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核心”,“历史主义已经内在地包括在阶级观点之中”,二者是“是完全一致的,统一的”。因此没有必要在阶级观点之外单独提历史主义,强调在历史研究中更加突出阶级观点。宁可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发表《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批评林甘泉的“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完全一致的”提法,认为二者虽然是统一的,但历史主义是与阶级观点有区别的概念,它有自己的特定涵义,因此历史主义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接着双方又继续撰文论难。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论战。这场讨论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涵义以及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而展开。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涵义的理解,当时有十余种。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的看法,当时至少有9种。限于篇幅,不拟备列。令人有点奇怪的是,突出阶级观点一派对于阶级斗争观点的具体涵义,竟无任何阐发。或许他们认为阶级斗争观点是既定理论前提,无须再加探讨。即此一点,也可见持这种主张者的教条和公式习气。[14] 概而言之,这场讨论的基本理论倾向,可以归结如下:宁可、李文海等学者以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是内涵有别的两个理论概念,应当在承认二者区别的情况下,按照一定条件使二者统一起来;关锋、林聿时等学者则发挥林甘泉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完全一致的见解,提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贯彻着或者说包含着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以阶级斗争学说为基础的”。这种相互包含论实际是用阶级观点消融历史主义,否认历史主义独立存在的必要。 突出阶级斗争观点一派,后面有强大的政治支持。坚持历史主义主张的学者,在当时的政治理论压力下(这些学者执笔为文时,或许并未自觉地意识到压力的存在,但这种压力是实际存在的),强调历史主义独立存在的价值,希望用历史主义来限制和防止突出、滥用阶级斗争观点给历史研究带来的消极影响,以求较为客观全面地研究和认识历史。他们的主张在当时是较为有利于历史学的发展的,并在实际历史研究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们为此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在当代史学发展史上留下了令人尊重的较为积极的一笔。但也应当看到,他们的理论主张是软弱的,不彻底的。局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同突出阶级斗争论者一样,也承认了这样两个理论前提:其一是阶级观点(实际为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其二是承认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发展。由于承认这些理论前提,他们的主张在逻辑上反而不如突出阶级斗争观点者彻底有力。在政治大批判尚未正式进入这个讨论领域之前,他们在学术辩论中已经渐居下风。从1965年开始,历史主义主张便被作为“资产阶级历史观”而受到政治批判。到1966年初文化革命已揭开序幕时,历史主义更被批判成“反动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到文革正式爆发,竟耸人听闻地将翦伯赞提倡历史主义说成是“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历史主义的提倡者翦伯赞为此而丧失了生命。蛮横无理的政治大批判终于扼杀了马克思历史主义思潮。到了文革的江青集团,更将突出阶级斗争观点变成突出路线斗争观点,炮制儒法斗争史学,如前所述,终于将历史学推上了绝境。 以上大体便是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时期史学理论问题研究的基本情况。由于当时并没有从整体上将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提上日程,当时有关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从总体上看还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 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史学理论 1976年文革结束,经过两年短暂的过渡时期,1978年底的11届3中全会,标志着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到来。这次全会否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要求将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整个科学研究迎来了春天。历史科学无论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重要表征之一,便是史学理论研究的蓬勃开展。这一时期史学理论的基本内容有: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初步开展;对文革前提出的传统史学理论命题研究的拓展与突破;新的史学理论问题的提出与探讨;史学方法研究形成热潮;史学理论史研究的开展与深入。 (一) 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初步开展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提倡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许多史学工作者从历史研究实践和解放以来史学的曲折发展中体悟到,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来代替史学理论。基于这样的认识,从整体上建设史学理论学科便被提上日程。史学理论的这种整体学科建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在中国社科院、国家教委、中国史学会、历史学规划组的组织和推动下,开展了一系列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实际工作。国家教委要求全国高校历史系创造条件开设史学概论,列为必修课,组织编写史学理论教材,直接地推动了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国家教委、中国史学会以及各地高校、科研机构曾经举办过多次史学理论和方法研讨会。尤其是当时设在中国社科院的历史规划组的史学理论小组,按照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关于加强马克思史学理论研究的精神,筹划和组织了一系列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至今已举办了十届。全国史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一系列讨论会上,曾就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史学方法论建设、历史认识论、社会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理论以及对解放以来历史学的理论回顾和史学理论研究自身回顾等专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87年,史学理论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后改名《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全国性史学理论研究学会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成立。这些实际的组织推动工作和一系列学术探讨,有力地推进了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 2.体现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初步成绩的,是多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著作的出版。1983年6月,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首先出版。同年7月,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其后,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等共有十余种史学理论、方法论著作,在全国各地先后出版。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就史学理论研究对象、范围等涉及史学理论的学科体系的有关问题展开了研究和讨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见解。黄元起认为历史科学理论体系应包括史学理论、历史理论、历史编撰学理论、史学史等方面的问题;祝马鑫认为史学理论应分为历史研究和历史编撰的理论体系;葛懋春、谢本书主张史学概论的任务是研究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姜义华认为史学理论必须把古往今来全部史学研究活动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以揭示历史研究活动的规律;有些学者建议区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前者指对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研究,后者指对这自身各种问题的理论探讨;还有的学者则设想建立史学学;等等。新时期的史学理论尚属初创阶段,产生各种见解当属自然,这说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尚在形成之中。逐步地完善这门学科,是我们今后要继续努力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