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盛衰兴亡、国家分合交替之谜新解（下）（20031031）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0:11:53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由于“贫民起义”几乎完全由人地矛盾危机所引起，所以参加者的动机大都只是为了生存，于是其矛头往往并不指向专制王朝，而主要指向地主土豪，这就必然遭到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联合镇压。由于“贫民起义”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因而往往被统治者称为“贼寇”，他们根本无法与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联合力量相比，所以必然归于失败。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把李自成起义的失败归咎于其领导人骄傲自大、贪污腐化，其实是只看到其浅层次的表面原因。从深层次原因看，“贫民起义”军与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都是对立的，所以根本不可能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中国历史上“贫民起义”领袖中个人政治成就最大的，要数唐末五代时后梁武帝朱温了。朱温最后之所以能够代唐称帝，并不是由于他是黄巢的爱将，而是由于他的“叛变”投唐，这一叛变使他获得了地主阶级和地方军政官僚的拥护，他在混乱的中原地区建立正常统治秩序的努力又获得了渴望安定生活的老百姓的拥戴。而历史上真正的贫民起义，无一例外地都归于失败。 “贫民起义”必然失败，还可以用交易费用原理给予解释。我们知道，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人为其提供公共产品，这就必须建立各级统治机构。而建立各级统治机构，就要与居民就接受这一机构达成“契约”，这是需要很高交易费用的。农民军占领某个地区后，首先查抄和没收贪官污吏、地主土豪的家财，留下必需的“军费”后，大都分给穷人以获得他们的支持。但是富豪的家财归根到底来源于对老百姓多年劳动价值的搜刮，它们不可能象韭菜一样割了一茬没几天又长出一茬来。所以依靠抄没富户钱财筹措“军费”和发动农民，在任何地方都只能实施一次。但农民军把富人财产分光用净以后，也就没有力量再建立各级统治机构了。即使能够建立统治机构，要使其正常运转，也需要经常的维持费用，这一费用归根到底也只能由广大农民来承担，这就需要向农民征税，而征税就会影响他们对起义军的态度。为了发动群众，农民军提出的口号都是“均田免粮”之类。当然，均田可以做到，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就实现了这一点。但是长久免粮却不可能，除非流动作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走向垮台。黄巢起义和李自成起义尽管都声势浩大，一度占领京城并登基称帝，但实际上走的都是这样一条路。 “社会起义都推翻了专制王朝”，而“贫民起义都归于失败”。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理解这一结局的反差也许并不困难。但两类起义的另一个重大反差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就是“社会起义”之后都形成了大一统王朝，实现了国家统一，而“贫民起义”却往往导致分裂割据。下面我们对这一结局进行分析 。 七、“人民起义”形成统一王朝 按照历史学家范文谰的意见，在农民大起义的混乱局面中，如果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力量中心，就会出现大一统王朝；如果几股力量彼此争斗得筋疲力尽，谁也没有力量实现统一，国家就会出现分裂割据局面。但是我们想问，在何种情况下会形成较大的力量中心，而在何种情况下又会争斗得筋疲力尽。 按照我们对两类起义的划分，在“社会大起义”之后，社会总是形成了较大的力量中心，从而完成了国家统一。例如，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人民起义”造就了统一的西汉王朝，刘秀参加的绿林、赤眉“人民起义”造就了统一的东汉王朝，隋末的“人民起义”造就了统一的唐朝，反抗蒙古统治的“人民起义”则造就了大一统的明王朝。 而在“贫民起义”之后，则总是出现各派势力争斗得筋疲力尽，如果没有“外生变量”的掺入，国家就出现了陷入分裂割据局面。例如汉末“黄巾起义”导致三国两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大分裂，唐末“黄巢起义”导致五代宋金辽时期的大分裂，明末“李自成大起义”后又将导致分裂，但分裂前夕被“外部”势力（满清）所统一，避免了一次大分裂。清朝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国家未出现分裂，也是“外生变量”影响的结果（后面分析）。 “社会大起义”后都形成了大一统王朝，其原因是不难搞清的。以秦末大起义为例，当时“无道”的“暴秦”把社会各阶层都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全体人民都努力推翻秦的残暴统治，从推翻专制王朝上说，地主阶级和自耕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当利益一致时，各派力量能够相互接受，所以社会就容易形成较大的力量中心，使社会秩序较快地得到整合，从而完成国家的统一。 刘邦参加反秦起义时，家庭没有任何根基。但由于反秦起义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拥护，所以作为起义领袖的刘邦既能够直接指挥起义的贫苦农民，又能够利用广大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力量，对各阶层人民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所以他发展自己的力量，付出的代价并不高。在楚汉战争中，他那不可一世的敌手项羽，本身也没有什么根基（项羽带领八千人从东南出发横扫天下，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建立根据地），所以楚汉战争只进行了四年，刘邦就瓦解和消灭了项羽的势力，完成了全国统一。 楚汉战争的结局，对探讨国家分合交替的原因很有价值。弱小的刘邦能够打败强大的项羽而获得胜利，当然有许多具体原因。但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力量都来自“社会大起义”，其参加者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所以接受对方或融入对方势力都不困难，所以刘邦才能够用计收买项羽的部下（韩信、英布等），瓦解项羽的队伍，从而形成了统一全国的力量。在“社会大起义”之后社会总能够形成统一全国的力量中心，其基本原因就是如此。所以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之后都建立了统一王朝。 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贫民大起义”却总是导致分裂割据。下面我们分析其原因。 八、“自耕农起义”导致分裂割据 我们知道，“自耕农起义”都发生在长寿王朝（大起义后所建王朝）后期，并且都被镇压了下去。在专制王朝和地主阶级共同镇压“自耕农起义”的过程中，全国各地形成了不少军事集团（地主武装），它们都极力扩充势力，力图重新建立统治秩序。在古代中国社会中，任何力量的基础都来自农民。而在镇压“贫民大起义”的过程中，发展力量的关键是利用起义的农民。谁最善于利用起义的农民，谁就能够取得最大的成就。但从经济利益上看，这些依靠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军事集团，与起义农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所以对起义农民没有任何号召力，他们都不能直接利用起义的农民。他们的力量每发展一步，都要付出很高代价。即使最善于利用农民力量的曹操，也是先把农民起义军打败后，才“收其精锐者”，编为自己的队伍。这一点与刘邦、刘秀直接利用起义农民军打天下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由于必须把农民起义军打败后才能重新组织利用，所以这些军事集团发展艰难，大都成为地方上的割据势力。曹操打败青州的黄巾军以后，得降卒三十万，将其精锐改编为自己的军队，号称“青州兵”，从此力量大振，成为一大军事集团。但其发展速度并不快，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打败袁绍后又经8年，才趁刘表死亡荆州大乱的机会进攻南方。但此时，孙权继承父兄基业，已经在东南站稳脚跟。曹操几乎倾其全力指向赤壁，却不能消灭孙权和刘备，反而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只好带残部退回北方。于是中国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从经济学上看，在镇压“自耕农起义”后中央王朝无力控制各地军阀，无力在全国范围内恢复秩序，就是没有能力为社会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在社会的整合期，“保护和公正”潜在的提供者很多，关键在于谁有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有效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这样的组织，需要很高的交易费用。曹操迎汉献帝到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是尽量利用东汉王朝原有的统治机构，以降低重新建立组织所需要的费用。由于那些依靠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军阀对农民群众不能一呼百应，所以，他们建立提供公共产品的各级组织（统治机构），比“社会起义”的领袖建立同样的组织，要付出高得多的代价。他们之中力量最大者，也无力承担建立全国性组织所需要的交易费用。于是全国就会形成一些出击无力，但自保有余的割据地区。建立统一政权所需要的交易费用的巨额差别，是两类起义后出现“统一王朝”和“分裂割据”不同结局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上的“贫民起义”都发生在长寿王朝统治的后期，其结局又往往是国家分裂。从春秋战国到明清之际，中国共经历了三次分合交替的循环，于是文学家罗贯中就在《三国演义》中归纳出“合久必分”的特点。 九、两次例外形成了东汉和清朝两个大王朝 最后，我们有必要对历史进程中的几次例外做一点说明。 中国历史上两次重大例外是由王莽代汉和清军入关引起的。按照一般规律，长寿王朝后期发生的起义都是“贫民起义”，“贫民起义”后出现分裂割据。但是西汉末年还未发生“贫民起义”，就从内部被王莽取代，历史进程由此发生了重大改变了。 在西汉王朝统治中国的200年中，历代皇帝并没有施行暴政，并未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但后期人口已经严重饱和，此时如果出现大面积的灾荒，引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西汉王朝必然号召地主阶级起来镇压起义，这就极有可能出现（实际上是必然出现）象东汉以后那种长久分裂割据的局面。 对中国历史来说“幸运”的是，天灾引发的起义还没有出现，西汉王朝就被王莽取代。不过，虽然王莽能够解决社会表层的矛盾和危机，但是根源于人口过剩的人地矛盾危机，实际上是人们无力解决的。王莽代汉不久，天灾引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那些在王莽改革中受损的地主阶级也乘机起兵反莽。这样，王莽不仅没有达到改革的目的，反而把社会各阶层的怨恨都“吸引”到自己身上，从反面促使贫苦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利益”趋于一致。王莽代汉成为众矢之的，客观上为刘秀建立东汉造成了群众基础，结果反莽力量很快汇合成“社会大起义”，最后既推翻了新莽王朝，又避免了国家分裂，使历史例外地出现了西汉和东汉连续两个大一统王朝。如果没有王莽代汉这一偶然事件，当时由天灾引发的“贫民起义”就不会吸引广大地主阶级成员参加，那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指向同一目标，混乱局面中就难以形成较大的力量中心，在镇压贫民起义后国家就陷入四分五裂状态。因此，正是王莽代汉改变了历史进程，“造就”了东汉这一大一统王朝。 1644年的清军入关，也大大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明末发生的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是典型的由天灾引发的“贫民大起义”。按照一般规律，在镇压起义后国家总是出现分裂割据局面。但是明朝后期，满族建立的后金政权在东北崛起，它迫使朱明王朝分兵遏制其向本部的扩张，这就削弱了抵抗农民起义军的力量，为李自成攻占京城造成了机会。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清军的势力使明朝皇室在“贫民起义”攻入北京时没有回旋余地，结果崇祯皇帝被迫自尽于煤山，导致明王朝迅速垮台（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另一方面，满清的力量比中国本部的任何势力都要强大，最后在混乱局面中实现了统一。当然，作为“外来者”，满清容易遭到本部人民的抵制。但正因为是“外来者”，他们此前也没有在中国本部树敌：贫苦农民可以把它看作腐朽王朝的对立面，而明朝的官僚、地主又可以把它看作农民起义的对立面。从实际情况看，广大人民逐渐接受了这一“保护和公正”的提供者，使中国避免了一次大分裂，历史又一次例外地出现了两个大一统王朝相连的现象。 可以设想，假如没有满清势力对明王朝的“夹击”，那么崇祯皇帝在李自成即将进入北京时也会象唐玄宗李隆基抛弃京城长安一样从北京撤出，到外地组织力量继续与农民军对抗，那么明朝就不会直接被“贫民起义”所推翻，国家就会出现汉末或唐末那种分裂混乱的局面……清军入关使中国本部掺入了一个重要的“外生变量”，从而也大大改变了历史进程。 满族在东北的兴起，对于满清发展的进程来说可以说是必然的，但对于中国本部的发展进程来说，却应当认为是偶然的。站在整个中国历史的角度来说，满清统一中国这一事件，就是必然原因和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清朝太平天国运动（贫民起义）被镇压后，国家仍然能够保持统一，也是外部力量影响的结果：当时鸦片战争已经失败，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吸引了中国“精英”的注意力，那些通过镇压“贫民起义”而崛起的地方军事将领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不得不依靠已经衰落的中央王朝支持他们兴办“洋务”、变法图强，所以他们不但没有成为分裂势力，反而成为清王朝的“中兴名臣”。因此，是“外生变量”抑制了中国内部的分立倾向。如果没有这一外生变量的制约，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王朝能否控制地方军事集团，将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对中国社会具有根本意义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客观上使得中国社会的微观结构发生了变化，最终导致了100多年后惊天动地的政治巨变。从宏观上看，是资本主义扩张这一“外生变量”使中国历史摆脱了王朝盛衰兴亡和国家分合交替的周期循环。 许平中电子信箱： xpzh @163.net（另一作者：陈清虎） 全文共11975字节 录入：www.xslx.cn [共 579 篇] 学说连线 收藏 上一篇： 建立东亚区域经济框架(9/25) 下一篇： 从国际贸易成因探索历程看竞争优势论(9/25) 相关信息： 尚无信息 所属专题： 尚无信息 ★☆★ 5031号文章 会员评论(共 0 篇) ★☆★ ⊙ 发表评论 ⊙ 姓名： 密码： 联系站长 本站首页 留言评论 前沿学刊 学说连线 版权所有 Copyright © 2002-2004 www.xslx.cn, All Rights Reserved . 川ICP备030052 程序设计：Redcaff 版本信息：Redcaff NewsXP MSSQL 4.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