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认识论是专门探讨历史认识活动的性质、特点、模式，以及历史认识中的主体和客体，它们的作用和特征等众多问题的。它还牵涉到历史学的性质，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历史研究的特点，历史认识主体的作用，历史事实是什么，史料的本质，历史研究中的中介，文本的意义，以及史学方法论等一系列历史学的根本问题。从西方史学的发展来看，对历史认识论的重视是本世纪的一大特点。这标志着西方的史学理论思想从重点研究客体向主体的转变。同时这也是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相一致的。苏联史学界明确强调历史认识问题的研究是在60年代，之后有关的著作和论文不断涌现。我国由于种种原因，在新时期以前对历史认识论一直缺乏研究。这种情况到了80年代才有了改变。许多学者就历史认识论问题发表了论文。有的从历史认识特点、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与进程、历史认识的认知结构、历史认识的方法与检验等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注：刘泽华、张国刚：《历史认识论纲》，《文史哲》1986年第5期。）。有的着重探讨了有关的某个问题， 如历史认识的过程（注：陈光前：《历史认识过程和史学方法》，《江汉论坛》1986年第9期。），历史事实（注：陈启能：《论历史事实》， 《史学理论》1987年第4期。），价值认识（注：刘泽华、 张国刚：《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认识》，《世界历史》1986年第12期。），历史认识真理（注：张耕华：《历史认识真理的界定及其相关问题》，《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历史学的性质（注：何兆武：《 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庞卓恒：《历史学是不是科学--与何兆武先生商榷》，《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 史家主体意识（注：李振宏：《论史家的主体意识》，《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历史认识的客体范畴（注：李振宏：《 论历史认识中的客体范畴》，《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历史认识的相对性、 模糊性（注：赵轶峰：《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研究》1988年第 1期；李振宏：《历史认识模糊性研究的意义》，《史学理论》1986年第3期。 ）等等。1987年在四川温江举行的第四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专门讨论了历史认识论问题。
对历史认识论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这些研究本身。如果仅从研究本身来说，它从总体上看恐怕还只能说是开始，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下去。其意义主要在于表明，中国史学在经过“左”的思潮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后，已经在反思过去、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深层次地探索历史学自身的建设问题，尤其是自身理论方法论的建设问题。这是过去未曾有过的可喜现象。顺便指出，这种趋势也是与国外史学的发展相一致的。自然，历史学自身的建设和理论方法论的探索，并不是与过去的完全割裂，而是在继承过去成就的基础上的发展，而且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
强调历史学具有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并需要加强对它们的研究，这是历史学建设中的重要进展，也是它对自身特性的认识的深化。在过去传统史学强调史料即史学时，并不是不要理论，只是它把考证史料的理论作为整个历史学的理论；在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学的全部理论时，则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取代了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现在则是摆正了各自的关系，明确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学的指导理论，史料考证理论是历史学理论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历史学还必需探讨与它的科学特性和学科建设直接有关的理论和方法论。这既是历史学日臻成熟的表现，也是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挥自身所固有的功能的正确途径。上面列举的种种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正是朝着这个方向所作的努力。还应补充指出，在80年代中期已有学者明确提出，应把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作适当的区分。前者着重研究客观历史过程中的各种理论问题，后者则探讨历史学自身的理论方法论问题。两者虽然密切相关，但毕竟有所侧重，而史学理论过去研究较少，因而更需要加强（注：陈启能：《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光明日报》1986年12月3 日；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二
历史学对自身学科特性的探索和追求，是它在经历了过去风雨岁月和曲折的学术道路后的反思；是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的重新认识，对自己的学科特性和学科建设的道路和方法的再思考，特别是对历史学学术研究的发展、价值、方式、范型的深层思索，也是对自身学术本质的进一步确认。这是中国历史学的学术自觉精神的体现，是学术发展进一步规范化、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它为适应当代世界迅速发展的需要与世界史学发展潮流和国际学术界加强交流而迈出的重要步伐。同时，这也是为了满足中国蓬勃发展的改革开放新时期迅速变化的社会现实需要。
近20年历史学对自己学科特性的回归和在此基础上的发展和建设，不仅体现在对自身理论方法论的种种问题的讨论上，而且表现在自身的深刻变化上。这种变化有两个方面最为明显，也最能说明问题。其一，历史学不再满足于过去被人为地束缚得越来越狭隘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而是尽力解脱出来，努力按照学科发展的正常需求加以扩大。过去在这方面的束缚是十分明显的。即以强调最多的政治史为例，实际上集中研究的主要是阶级斗争史，具体就是农民战争史，而像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政治派别史等重要领域实际上研究很少。至于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往往也是集中于有选择的一部分。更为可笑的是，就是阶级斗争史到了“文化大革命”高潮时也变成了儒法斗争史。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的学科特性遭到何等严重的扭曲和摧残是可想而知的。
历史本来是由人的活动，主要是社会活动构成的。历史学理应以人的一切活动，包括他的内心活动为研究领域，以整个社会的所有方面为研究对象。任何人为的割裂都是不利于历史学的正常发展的。自然，人的活动和社会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因此，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也会随之变化。但这是符合学科发展的自然的变化，不是人为的扭曲和限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使历史学开始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两个凡是”的束缚，纠正过去的人为的扭曲和限制，使研究领域极大地拓宽，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并且使历史学加强与邻近学科的融合和渗透，从而恢复和开辟了许多新的分支学科，如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史学史、中外关系史、妇女史、家庭史，以及史学理论、计量史学、心态史等等。不论在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考古学，还是在世界史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发展，研究面貌有了巨大的变化，绝非过去狭隘的古板的情况可比。总之，整个历史学研究业已逐渐朝着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科建设需要的正常方向前进。尽管应该看到，这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长期养成的习惯力量和各种阻力依然十分强大，而且发展也不平衡，各个领域和分支学科取得的进展参差不齐，但是总的说来，这种健康的发展势头不仅是不可阻挡的，而且在20年来的发展中已经取得了令人信服的不可抹杀的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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