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件惊人的盛事”（注：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郭沫若先生曾指出：“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注：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十批判书》，群益出版社1946年版。）。史学大师王国维更将之与孔府壁书、汲冢竹书并列为自汉以来中国文化史上的三大重要发现之一（注：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
自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后，殷墟的考古发掘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人们为搜寻出售甲骨，在安阳小屯大肆滥掘盗掘，致使殷墟遗迹、遗物和地层关系遭到破坏，同时也使大量珍贵的甲骨文流失国外。1927年以蔡元培先生为院长的前中央研究院成立以后，组成了以傅斯年先生为所长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首先开展的工作就是对殷墟的科学发掘。从1928年至1937年，10年之内共进行了15次发掘。15次发掘收获丰富，意义重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总结殷墟发掘与研究概况时指出：
“十五次发掘中，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有甲骨文24918片，数以万计的青铜器、陶器、玉石器、角、牙器、骨器和蚌器等。还采集了大量人骨、兽骨等标本。这些遗迹和遗物为研究殷代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科学资料。
“这十五次发掘，持续十年，规模宏大，收获丰富，其业绩将永载史册。十五次的发掘工作，自始至终全部由我国学者所主持和参加，它所获得的成就，表现了我国老一辈的考古学家的深邃的学识智慧、坚韧不拔的毅力、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宏伟的气魄。”（注：杨宝成：《殷墟的发现与研究·殷墟发掘概述》，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15次发掘的意义还在于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考古学家邹衡先生在纪念殷墟科学发掘60年时曾指出：“殷墟发掘在中国考古学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的考古学基本上就是从早年殷墟发掘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新兴科学。”（注：邹衡：《殷墟发掘与殷商考古学》，1988年9月9日《中国文物报》。）
前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进行发掘的二三十年代，正是河南大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学校经历了由中州大学到中山大家，最后确立河南大学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学校十分重视科研工作，重视社会实践，重视地方史的研究。《河南大学校史》载：“到中山大学时期，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有新的发展。如历史系的课程从侧重外国史逐步转向中国史，并从中国通史深入到河南地方史，既使学生掌握密切联系现实的知识，又能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感情。”（注：河南大学校史编辑室：《河南大学校史》（1985）。）
河南大学著名史学教授张邃青先生潜心研究河南文化史，开设“河南史地研究”课程。他的课生动具体，概括全面，使师生们对河南文化史产生了浓厚兴趣。著名甲骨学家朱芳圃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后从师王国维先生专修甲骨文，在甲骨文方面造诣很深。他受聘到河南大学讲授甲骨文，全部教材均为自编，内容精辟、讲授得法，颇受学生欢迎。河大师生对甲骨文已有所了解，并不陌生。殷墟科学发掘开始后，立即引起河大师生的强烈反响，得天独厚的条件，使部分师生得以参加发掘工作并作出很大贡献。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对殷墟发掘之前，董作宾先生曾在河大文学院任教，后又受聘到史语所工作，到安阳作先期调查。从甲骨文发现到当时已经30余年，甲骨文出土达数万片之多，社会上有“殷墟地下甲骨不多了”的传言。殷墟地下究竟还有没有甲骨，也就是殷墟还有没有发掘价值，董作宾此行至关重要。
董作宾到安阳后走访了当地的一些人士，并到小屯村实地调查，看到田间地头仍有零星骨片，村民手中还有新出土的完整甲骨，并发现十余处新挖掘的痕迹。因此，他得出“甲骨未尽”的结论，呼吁：“甲骨既尚有遗留，而近来之出土者又源源不绝，长此以往，关系吾国古代文化至钜之瑰宝，将为无知之土人私掘盗卖以尽。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注：董作宾：《民国十七年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于是，从1928年10月开始，史语所组成殷墟发掘团对殷墟进行科学发掘。
首次发掘由董作宾先生主持，我国老一代考古学家李春昱、赵芝庭、王湘等都参加了发掘。在河南教育行政部门任职的郭宝钧先生也以地方当局代表的身份协助发掘。发掘历时17天，地点在小屯村中和村北，共出土文字甲骨854片，还出土不少青铜、陶、骨、玉等器物。
第一次发掘既获丰富成果，对学术界鼓舞很大。紧接着，1929年3月和10月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发掘，同样收获丰富。郭宝钧这时也正式转入研究院，专门从事殷墟考古发掘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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