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殷墟科学发掘继续进一步深入开展的时候，芦沟桥事变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前研究院史语所殷墟发掘团撤离安阳，发掘工作被迫中断。
早在1935年第十二次发掘结束后，马非百先生已离开安阳殷墟发掘团，重返河南大学执教。几年的考古工作实践，更加丰富了他的知识，充实了他的教学、科研内容，使他由知名的历史学教授，又成为知名的考古学家。作为学校的教学、科研骨干，马非百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拥护。
抗战开始后，刘燿离开研究院史语所化名尹达，毅然奔赴延安参加抗战。先后担任陕北公学教员、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研究员、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教员、华北大学教务长和中共中央出版局出版科科长。到延安以后，尹达开始运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并把考古资料与史学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综合研究”成为他后来始终坚持的一种重要的学术研究方法，并以此沟通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他指出：“考古遗址的调查、发掘、整理、研究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要把遗址遗物所含蕴着的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如实地、明白无误地从考古学语言翻译成社会历史的语言，从而进一步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注：尹达：《关于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尹达运用自己考古实践所掌握的大量丰富资料，开展对中国历史的研究。1937年完成论文《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论证了两种文化的关系，批评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关于我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的错误，为建立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科学体系奠定了初步基础。1939年完成《中国新石器时代》，1940年完成《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1943年出版专著《中国原始社会》，该书利用大量的考古资料对中国原始社会从发生到解体的过程进行了综合研究，开创了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新途径。夏鼐先生曾指出：“郭沫若是结合古文字学和古铭刻学的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人，尹达是结合考古实物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人。”（注：夏鼐：《悼念尹达同志》，《考古》1983年第11期。）在延安期间，尹达还参加了范文澜主编的史学名著《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工作。
北平和平解放后，尹达任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部长，以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副主任、历史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历史研究》主编。作为我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界的负责人之一，尹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领导组织工作。如就史学领域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制定并组织领导重大科研项目，参与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等等。
尹达为参加组织领导重大科研项目《中国史稿》、《甲骨文合集》、《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被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称作是“建国以来文化上最大的一项成就”（注：程亦军：《一部文化巨著的诞生》，1983年7月24日《光明日报》。）的《甲骨文合集》，从1956年我国制订12年科学研究远景规划，胡厚宣提出编辑该书的建议被采纳，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历时20多年，1983年12巨册全部完成。尹达为计划的通过、实施，经费的保证，最后的印制出版，都付出了大量劳动。该书全部完成的这一年，尹达先生逝世了。
1955年，尹达出版了《中国新石器时代》，1963年完成论文《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晚年他致力于史学理论的研究，发表了《从考古到史学研究的几点体会》、《马列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等论文和讲话，并主编《中国史学史》。
尹达先生始终对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十分关心。自1950年春中国科学院派郭宝钧先生主持发掘武官大墓，使中断了十多年的殷墟发掘恢复以来，除“文化革命”中断了几年外，殷墟发掘一直未间断。1958年在尹达的关心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立了安阳工作队。从1958年到1961年，尹达亲自兼任安阳工作队队长，“安阳队的建立和有计划有目的地发掘殷墟，为加强殷墟文化的研究，起了组织保证作用”（注：杨宝成：《殷墟的发现与研究·殷墟发掘概述》，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1961年经尹达等首先提名，安阳殷墟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出了保护区范围，制定了具体保护措施。
尹达先生十分重视对殷墟发掘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97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小屯南地进行发掘，出土大量陶、石、骨器和文字甲骨5000余片。“这是解放后殷墟发掘出土甲骨文最多的一次。这些甲骨文有可靠的地层关系，并常和陶器共存。为研究甲骨文的分期断代以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注：杨宝成：《殷墟的发现与研究·殷墟发掘概述》，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尹达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指示抓紧整理，尽快发表这批资料。到1980年考古所出版了《小屯南地甲骨》上册，1983年又出版了下册。同时，陈邦怀、李学勤、姚孝遂等先生根据这批资料进行的分期断代、商史研究、卜辞考释等方面的论著也相继发表。
1981年夏，著名学者杨希枚教授回国定居，带回30年代殷墟西北岗发掘所获全部头骨原始测量记录及部分未经发表的标本图片。尹达、夏鼐对这批材料十分重视，在他们支持下，经杨先生研究整理，《安阳殷墟头骨研究》很快出版问世。夏鼐先生曾回忆说：“这一本《安阳殷墟头骨研究》论文集的编集，是杨希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报到后谈到工作计划时才决定的。历史研究所尹达所长和我一样，都是三十年代初期参加殷墟发掘的旧人。他和我一样，都曾亲自在墓坑中剥人骨架，提取、洗刷、写标本号；甚至于糊麻纸的工作，也都曾做过。对于这批材料的整理和发表，他是非常关切的。于是，我们商得院领导和有关各方面的同意，决定请杨希枚主编这本论文集，由韩康信和潘其风二位协助。”（注：夏鼐：《安阳殷墟头骨研究·序言》，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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