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龚自珍曾这样深刻地指出：“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注：《龚定庵全集类编》，卷四，《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的话，揭示出了中国古代史家的一个思想特点，也从一个方面概括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可见，所谓“良史”，其撰述一方面是受到社会的激励，一方面也深为这一优良传统所影响。关于这一点，两宋史家给予后人很多启示。
一、史家的忧患意识传统
中国古代史家，历来有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朝代、国家的兴亡盛衰以及社会治乱、人民生活的关注。这是同史学的本质与功能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认识，往往是和对于现实的认识联系起来，故而从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来看，常常反映出他们对于社会的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决心致力于历史撰述的一个思想基础。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注：《孟子·滕文公下》。）这就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时的一种忧患意识。司马迁父子撰述《史记》的最初动机，是出于对史职的忠诚和执著。这就是司马谈对司马迁说的一番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注：《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之所惧，是“废天下之史文”的问题；然而，当司马迁进入到具体的撰述之中的时候，他的思想已不只是集中在“史文”问题上了，他对汉武帝统治下的社会前途表现出深深的忧虑。读《史记·平准书》可以看到，在司马迁的史笔之下，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显示出作者的忧患意识是多么的深沉。司马迁当然有秉承父亲的遗志，着重写出汉兴以来的“明主贤君”，可是当他考察了汉武帝统治时期的社会历史时，他就不能只是赞扬和称颂了，他的严肃的史学家的批判之笔也不能不时时触到汉武帝本人。这同巴尔扎克所写的《人间喜剧》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我们只要看一看《史记·封禅书》，就会感到司马迁的嘲笑和讽刺是何等的尖刻与辛辣。这种嘲笑和讽刺正是对于“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注：《史记·平准书》。）时尚的深深忧虑的集中反映。
司马迁处在西汉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他的深邃的历史眼光使他看到了这一变化，故而发出了“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感叹。唐代史家吴兢也有大致相仿的经历。吴兢生活在唐代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他目睹了唐代盛世即“开元盛世”，同时也敏感地觉察到唐玄宗开元后期滋生起来的政治上的颓势。于是，他写出了著名的《贞观政要》一书。吴兢从玄宗时大臣源乾曜、张嘉贞任相职时“虑四维之不张，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未尝有乏”的做法中得到启发，认为唐太宗时期的“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所以决心写一本反映唐太宗贞观年间政治统治面貌的专书。吴兢认为，此书“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其义在于“惩劝”。吴兢对于此书在政治上的作用有充分的信心。他说：“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注：以上所引均见《贞观政要·序》。）可见，史学家吴兢是很“现实”的：与其侈谈尧、舜、文（王）、武（王），不如就从学习本朝“贞观之治”做起。他的这种现实的态度，既是对唐太宗时“政化”的仰慕，又是出于对唐玄宗开元后期李林甫、杨国忠辈当政的忧虑。此书以《君道》开篇，以《慎终》结束，也反映出这位被当时人誉为董狐式的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他在《上〈贞观政要〉表》中，把这种忧患意识表述得更加明显了，他说：“望纡天鉴，择善而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贞观政要》这部书在晚唐以后的历代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宣宗是晚唐时期一位尚有作为的皇帝，史家对他有较好的评论。史载，唐宣宗曾经“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注：《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宣宗大中二年。）。辽、金、元三朝统治者，都曾把《贞观政要》译成本民族文字，作为政治教科书。
二、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与历史撰述
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既有史家忧患意识传统的影响，又有时代情势的激发，因而显得十分突出。
北宋立国，积贫积弱，士大夫阶层的忧患意识显得格外凝重。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出了这种忧患意识的深沉的境界，他写道：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注：《范文正公集》，卷七。）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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