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时间大体在1915至1927年的十余年间。以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为核心，包括在五四运动前后兴起并不断高涨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空前解放、思想文化领域空前活跃的时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期。五四时期也成为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关键时期。就史学而言，五四时期的史学无疑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同时，五四时期史学自身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的内容。中国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现代史学在五四时期初步建立起来，五四时期史学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
一、摒弃杜撰和编造，重建真实和科学的古史体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的两面旗帜就是民主与科学，“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注：《新青年》第6卷，第1号。）打破思想专制，活跃和发展学术文化，在五四时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学术研究方面，科学精神和理性观念成为人们所遵奉的信条；推翻偶像、拒绝迷信、摒弃成说，凡事都要问一声“为什么？”用科学方法重新估价中国的史学遗产，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重新看待中国的历史发展，是中国史学从传统史学转向现代史学的前提条件。
中国古史因资料缺乏和观念上的原因，不断地堆砌了大量杜撰和编造的内容，真伪难辨。长期以来，人们对三皇五帝的虚构的古史体系多深信不疑，且视为信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首次对没有可靠材料依据的中国古史的内容采取了拒绝的态度。《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于1919年2月出版， 这部书在叙述古代哲学史的时候破天荒地“截断众流”，撇开三皇五帝的传说，径直“从孔子、老子”讲起。这种作法，不仅前人没有过，就是同时代的谢无量、陈汉章等人撰写或讲述的哲学史，也都没有摆脱旧有的思想框架。胡适此举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蔡元培专门为这部书写了序言，盛赞此书有四大长处：（一）证明的方法；（二）扼要的手段；（三）平等的眼光；（四）系统的研究。顾颉刚的感受是：“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注：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冯友兰说：“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15页。）《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所引起的震动，不仅仅是哲学史研究本身，而是中国当时整个的文化思想领域。就史学界而言，这部书除了在使用了证明的、分析的、系统的等研究方法而给予当时的史学研究以极大的影响和启迪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的启蒙作用。人们开始从中认识到，历史学必须建立在有所依凭的、可信的材料的基础上，摒弃杜撰和编造，只有追求历史的真实，才是科学的历史学。因此，后人称《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具有“示范”、“典型”、“典范”、“划时代意义的书”，也可以说，这部书使中国史学开始具有了现代史学的基本观念。
廓清疑雾，重建真实可信的古史体系，在五四时期发端，并成为贯穿于20世纪的中国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五四时期，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是顾颉刚和王国维。
顾颉刚于1923年开始提出了他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创建了古史辨派。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他还提出了判别古史可信与否的四项标准：（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疑古思想的提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刻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向深入在史学研究领域的突出表现。疑古思想以及由此引发的古史大论战，促使中国史学从观点到方法、从内容到形式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观念上的更新。它较之于胡适对三皇五帝的不可信的古史体系采取“截断众流”的作法更为实实在在地进了一步，以一种严肃审慎的科学态度对其提出了怀疑，进而予以打破。这对于当时学术界的任何人都是一种无法回避的震撼。神话传说毕竟不是客观历史，虚构杜撰和繁琐注疏终究无法取代历史真实，正如顾颉刚自己所言：“研究学问只要目的在于求真，也是斩除思想上的荆棘。”（注：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 ）是安然信奉传统史学所构建的古史体系，还是把“求真”作为历史学研究的追求目标而不惜推翻长期以来几成信仰的旧的古史观念；是为了维持人们对古史的认识不出现突然间的空白而宁愿置真实与否而不顾，还是在怀疑和打破伪史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重建真实可信的历史，古史辨派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在中国，以西方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为基础，扭转历史研究的方向，则以顾颉刚这位中国历史学家的名字为标志。”（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页。）古史辨派“为创建中国现代历史学奠立了第一块基石”（注：转引自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8页。）。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之所以能在中国史学界发生革命性的震荡，主要就是因为它第一次有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辨伪尽管有辨之太过者，立说也确有不尽可信者，但今天回顾他一生的业绩，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注：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8期。）。
五四时期与顾颉刚一样对中国史学作出重要贡献并对以后的中国史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王国维。王国维在古史研究方面的建树已为世所公认，被誉为“新史学的开山”。娴熟地运用“二重证据法”对古史考证深有心得的王国维，并未直接参与因顾颉刚提出的疑古学说而导致的古史大辩论。但是，王国维在1925年将他在清华学校研究院任经史小学导师的讲义经重新编订出版时，命名为《古史新证》。在《古史新证·总论》中，王国维这样写道：“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在中国古代已注意此事。……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段话，表明了三个意思：一、承认古史确是传说与史实不分，但传说中也包含有史实的成分在内；二、肯定了对古史的怀疑态度和批评精神，但疑古过分，也不可取；三、应当充分利用可信的古史材料，去建立可信的古史体系。王国维的观点，应当可以看作是对疑古学说的一种比较平实的看法，同时也指出了在疑古的基础上进而释古与证古的前进方向，即“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使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注：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顾颉刚亦同样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注：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第51页。）但他“毕竟出于专长及兴趣所在（先生早年对其祖父的文字学书籍便未感兴味，祖父终日钩模古铭、推拓古器的工作从未引起他模仿的热忱），主要还是在载记上致力，对于地下的发掘只是利用其成果而已”（注：顾潮：《顾颉刚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0页。）。
怀疑和摒弃伪古史，利用地下发掘的、真实可信的材料建设真实的古史，从五四时期开始明确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真实出发，使历史学成为“科学”的历史学的现代史学观念，也在五四时期开始建立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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