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学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向西方学习、输入西方学理在五四时期达到高潮。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西方思想观点，如何甄别、借鉴和使用，是当时思想文化领域所面临的、也是引起长期争论的重要问题。这是一个中西文化在相互碰撞中追求理性交融的过程，也是在西方学术的刺激下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关键时期。尽管西方史学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开始传入中国，并在戊戌维新思潮中出现过一个高潮，但在五四时期，“无论就规模和系统程度，都迥非前者可比，且已明显展示出一种自觉超越传统学术旧囿而日趋融汇于整个世界潮流的态势。”（注：胡逢祥：《“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史学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反映出了现代史学在五四时期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其具体表现可大致概括如下。
（一）历史观的进步。
“20世纪中国史学有两个重大的转变，一是从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向近代进化论的转变，一是从进化论向历史唯物论的转变”（注：瞿林东：《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论纲）》，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五四时期， 正是前一个转变的发展与后一个转变的形成时期。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民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史学总结了五个方面的特征，其中，“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来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现。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3页。）。进化史观始于19 世纪后期严复译述的《天演论》而传入中国，经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宣传逐渐深入人心。进化史观在五四时期不仅成为猛烈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想武器之一，而且已经成为许多史家自觉信奉并加以使用的基本观点。从梁启超到胡适、顾颉刚，都在不断强调进化史观对他们的深刻影响。如顾颉刚说：“吾意无论何学何事，要去论他，总在一个历史进化观念，以事物不能离因果也。”“读胡适之先生之《周秦诸子进化论》，我佩服极了。我方知我年来研究儒先言命的东西，就是中国的进化学说”（注：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了中国古史”说，即是基于历史进化思想而来。
五四时期是唯物史观开始传入中国的重要时期，《新青年》、《东方杂志》、《史地丛刊》、《学灯》等杂志上都刊载过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的文章，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李大钊。1919至1920年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相继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并于1924年出版了《史学要论》。《史学要论》一书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阐述历史观的发展，对什么是历史、历史学和历史观作了科学的论述。唯物史观较进化史观更进一步，在肯定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同时，指出了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五四时期唯物史观的系统传入，使之迅速在当时的中国史坛占有一席之地，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随着西方思想的大量引入，现代西方的各种史学观点也在程度不同地影响着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家。如梁启超游欧归来，受到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的影响，把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学方法对立起来，进而怀疑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引出了历史学是否是“科学”的讨论；胡适师承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而在史学界倡导的所谓实验主义史学，力求联系中国传统的考证学方法，成为“整理国故”运动的思想基础之一；何炳松把美国人鲁宾逊的新史学理论，结合法国瑟诺博斯等人的史学方法和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加以融合沟通，也成为融会中西史学的一个有效的尝试。
从传统史学中占主要地位的复古倒退的历史观和一治一乱的循环的历史观，到近代以来进化史观的传播和流行，再到本世纪以来唯物史观和其他历史观点的引进，历史观的进步反映了中国史学带有根本性质的变革步履，也反映了中国史学向现代史学发展的基本进程。需要指出的是，接受了新的历史观进行史学研究，并不一定在研究中都能够获得正确的结论，但是，持有正确的历史观，却是现代史学中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五四时期所表现出的历史观的进步以及对多种历史观的探讨，在更深层次的基础上积极促进了历史学的进步和史学科学化的进程。
（二）历史考证学的新发展。
考证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一种比较常见的研究方式。表现在史学方面，对历史文献的考证（或称考据）有着悠久的历史。清代的乾嘉时期，考证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历史考证学同样如此。清代考证学的研究方法已经包含有近代科学方法。五四时期，历史考证学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学术环境下又有了新的发展，并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主流。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特别强调“科学方法”，其内容主要是将实验主义中的实验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存疑的方法与清代考证学的方法相结合，从而提出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著名的学术口号。这其实可以看作是他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号召的具体实践方针。胡适的“科学方法”不仅是借“输入学理”来“整理国故”和“再造文明”，“更重要的是，使得胡适悟出现代科学法则与古老中国的考证学在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注：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 ）胡适所张扬的清代考证学“暗合科学的方法”确为晚清以来一直盛行未衰的历史考证学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而在经学考证已经式微的五四时期，历史考证学则出现了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的契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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