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崇尚“求真”的学术风气，是历史考证学能够得到新发展的又一个原因。中国史学一直有着强调实录的“求真”精神，但这是囿于传统史学范畴之内的。现代意义上的史学“求真”，始于本世纪初以来对学术“独立”的追求和对学术研究自身的“尊重”。梁启超指出学者应是“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学问的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6页。）。王国维也同样指出：“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注：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载《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96、97页。）顾颉刚则声称，学问“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注：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 传统的历史考证学是以实事求是和无徵不信为基本准则的，这与五四时期要求为学术而学术、视学术为目的而把“求真”作为首要目标的治学宗旨相符合。不同的是，新的历史考证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
五四时期以来的历史考证学与传统的历史考证学的主要区别在于，不再把考证的对象放在文献史料的狭小范围内。取得突出成就的，如王国维利用甲骨文等地下出土的实物史料，证实了殷王室的世系，写出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1917年）；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1923年）以丰富的材料、精审的考证获得了高度评价，被誉为“石破天惊”（注：蔡元培语，引自王明译：《陈垣事迹著作编年》，载《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70页。）， “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注：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9页。）等等。新的历史考证学扩大了研究领域，涉及到了民族史、宗教史、思想史、历史地理、中西交流等方面，已经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文献考证的局限。
值得一提的是本世纪初以来新史料的发现，也为历史考证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料。“今日之时代，可谓发现之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注：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载《学衡》第45期，1925年9月。）甲骨文、敦煌文书、秦汉简牍、 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以及各地金石铜器的发现和整理，使得历史学研究豁然开拓了许多新的领域，也更加促进了历史考证学的发展。
（三）历史研究与撰述的多元化。
本世纪初以来，与“新史学”的主张相呼应，已经有人采用新的观点与方法撰写中国历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1904-1906）是我国第一部使用进化史观和章节体的形式写成的中国通史。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1906）对古代的田制、农器、财政、商业、工艺、宫室、衣服、饮食等都列有专课论述。柳诒徵的《历代史略》（1902年）根据日本学者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增改而成。这些新式的历史书，在当时受到了社会的欢迎。
五四时期的历史撰述，受到西方历史观点和研究方法的直接影响，不仅摆脱了以教科书的面貌出现的形式，而且在撰述范围上趋向多元化，在研究内容上趋向专业化，逐渐与现代史学的要求相接近。这里首先应当提出的仍然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这是第一部成功地用现代学术眼光撰成的中国古代哲学史”，“是中国现代治哲学史的开山著作”（注：耿云志：《胡适与五四后中国学术的几个新趋向》，载《浙江学刊》1999年第2期。）。胡适在这部书中， 以哲学方法为中心来叙述中国古代哲学史，并注意到各派思想间的相互联系，突破了传统的“经学史”或“学案”的窠臼。胡适在此书《导言》中提出研究哲学史的方法是“明变”、“求因”和“评判”，这其实也是现代史学研究中应当遵循的基本方法。30年代以后出现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热潮，不能不联系到胡适的这部开风气的哲学史著作，尽管他一直没有写出《中国哲学史》的中册和下册。直到今天，这部书依然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产生着影响，最近就有人提出，“一部理想的中国哲学史，应包括释义、明理、求因和评判四方面”（注：朱伯崑：《在中国哲学与易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要》，载《国际儒学研究》第5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两者间的关系显而易见。
学术史方面的撰述，以梁启超最为突出。梁启超认为：“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求之焉。”（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同时，五四时期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独立的要求也是人们重视学术史的内在原因之一。梁启超在学术思想史方面的两部名著是《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年）。两书所论都是清代学术史，但侧重不同，前者重在“论”，即从整体上考察清代学术的发展过程；后者重在“史”，即对清代学术纵横论列、详细叙述。梁启超的学术史撰述，重在勾勒学术发展的基本线索，尤其注意从各派学术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学术背景进行分析，而且善于用新的观点看待学术领域，将语言文字、地理、美术、音乐以及自然科学均视作学术史的研究范围。这两部书是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具体实践，至今仍是治清学史的必读书。
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和撰述，从五四时期开始兴起并得到重视。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1923年）中指出“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并论列了一个中国文化史的“总系统”（注：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 月。）。张荫麟在其翻译的《斯宾格勒之文化论》一文中就写道：“斯宾格勒论中国文化亦颇有卓见，然终嫌所知不多，深望吾国宏识博学之士，采用斯氏方法，以研究吾国之历史及文化，明其变迁之大势，著其特异之性质，更与其他各国文明比较，而确定其真正之地位及价值。”（注：张荫麟译：《斯宾格勒之文化论》，载《学衡》第61期， 1928年1月。）1921年秋，梁启超应邀在南开大学举办“中国文化史”讲座，所讲内容是他早就计划撰写的《中国文化史》的第一部分，即《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出版）。梁启超晚年对文化史研究的兴趣一直不减，他立志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化史》，但只写成了“社会组织篇”，发表有《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等文章，发起创办文化学院。这一系列举动，对梁启超个人来说，是他对于西方学术思想的进一步反思所作出的表现；而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而言，则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史的重视，还与贯穿于五四前后的中西文化之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对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的西方文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对中国以及所谓东方文明又应如何认识，尤其是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一书出版后，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讨论成为热点，这也很自然地引起人们对中国文化史的关注。除了顾康伯的《中国文化史》（1924年）、陆懋德的《中国文化史》（1926年）、常乃德的《中国文化小史》（1928年）等文化史著作外，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有较大影响。柳诒徵从1919年起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文化史，其讲稿从1925年开始在《学衡》杂志逐期登载。该书《绪论》称：“盖晚清以来，积腐爆著，综他人所诟病，与吾国人自省其阙失，几若无文化可言。欧战即辍，人心惶扰，远西学者，时或想象东方之文化，国人亦颇思反而自求。……欲知中国历史之真相，及其文化之得失，首宜虚心探索，勿遽为之判断。”（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绪论》，载《学衡》第46期，1925年10月。）这表明作者对于中西文化采取的是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至少是在避免肯定与否定的简单回答。反映在书中，“对待史料的态度比较严肃，并以学术文化的陈述见长，因而流传颇广”（注：朱维铮：《中国文化史小史》，载《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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