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历史撰述的多元化，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1924年，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出版，该书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指导，介绍和论述了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动因和规律。同年，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出版，该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唯物史观，也对流行于当时的种种唯心史观进行了批驳。上述两书虽非专门的历史研究著作，但在当时对学术界非常有影响，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其他尚有朱谦之的《历史哲学》（1926年）根据杜里舒的新生机主义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论述他所理解的历史哲学，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1927年）采自德国伯伦汉、法国朗格诺瓦和瑟诺博斯的有关著述以及中国史学的一些内容综合而成等。
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通史是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1923年），全书分为4册，共约60万字，上起远古时代，下及民国初年。 作者称此书“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注：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绪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因而可以看作是受到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在观点和方法上都呈现了全新的面貌。书中既有重要史实的叙述，又有必要的考据和议论，作者曾在书中指出中国秦汉以后的周期性治乱兴衰是生产方法和生产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的原因，“在20年代初能有这样的认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注：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白话本国史》出版后不断重印，“是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长期以来被用作大学的教本，并作为青年‘自修适用’的读物，对当时的史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注：张耕华：《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五四时期的史学还在断代史、考古学、中外交通史、科技史等领域开始了初步的研究。五四时期史学的多元化发展表明，中国史学已经实现了由旧史学转向现代史学的质的飞跃，无论在内容和观点上都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史学的因素和要求。五四时期的史学发展还表明，在西方思想和学术大量传入的情况下，中国史家一方面积极地吸取和借鉴，另一方面也在努力寻求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途径，力求在中西史学交融的背景下使中国史学得到积极的、健康的发展。
三、现代史学规模的初步建立
现代史学规模指的是建立以培养史学人才为主要目的的教学和研究机构、设置新的教学讲授课程、创立和出版以发表史学研究成果为主要内容的学术刊物、成立历史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性的研究所或研究院等现代史学所要求的相应规模。五四时期的史学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
五四时期各地有条件的大学里面陆续设立了史学系或史地系，开设一系列新的课程，其中以北京大学具有代表性。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即着手对北大学制进行改革。1919年，废去文、理、法科之名，改门为系，建立了史学等14个系，朱希祖任史学系主任。朱希祖主持的“北京大学史学系，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而于史实考证，则首重原始资料与实物证据”（注：罗香林：《朱逖先先生行述》，载《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 充分反映了他对历史教学的眼光和见识。北大史学系的课程设置也进行了改革，分别设基本学科（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人种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史学的辅助学科、史学史及史学原理、中外通史及断代史、专门史、外语等6个部分。 朱希祖广为延聘学有所长的著名史家来史学系任教，并十分重视史学理论方面的教学工作，积极在教学中引进有关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的授课内容。他请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请刚从美国回国的何炳松以美国学者鲁宾逊的《新史学》为课本讲授“史学原理”、“历史研究法”，还建议学校当局选派优秀学生去国外留学。这些措施对我国的史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五四时期的另一个学术中心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改名为东南大学后，各学科重新划分，设有历史系，柳诒徵等知名学者在此任教，讲授中国文化史、东亚各国史、印度史、南亚各国史、中国政治制度史等课程。南开大学历史系在20年代属文科门下，开有中国历史及史家、日本通史、美国通史、英国通史、清史、欧洲近代外交史、中国外交史、欧美政治哲学史等课程。中山大学的史学系也在文科门下，1927年在朱家骅的主持下改革学科设置，著名史家顾颉刚任史学系主任。
在本科一级史学教学的基础上，一些学校仿西方大学制，开始筹建更高一级的研究所或研究院。时值“整理国故”运动兴起，凡中国学术与文化领域皆以“国学”统称，故这类研究所或研究院也纷纷冠名“国学”，但是其实际的研究对象多以史学、文学等为主要内容。1922年12月，北大的学校评议会第三次会议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正式确定了预科、本科、研究所三级的学制方式，计划在研究所下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4门。至1922年， 已率先成立了国学门，研究对象包括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方面。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长由蔡元培兼任，委员有顾孟余、沈兼士、胡适、马裕藻、钱玄同、李大钊、朱希祖、周作人等，沈兼士任国学门主任，受聘为国学门导师的有王国维、陈垣、钢和泰、伊凤阁、陈寅恪等人（注：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页。）。1925年，清华学校建立国学研究院，其《研究院章程》称：“今之施高等教育专门教育者，不过与以必要之预备，示以未来之途径，使之他日得以深造而已。故东西各国大学，于本科之上更设大学院，以为毕业生研究之地。近岁北京大学亦设研究所。本校成立十有余年，……故拟同时设立研究院。”（注：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载《清华汉学研究》（第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吴宓任研究院筹备主任，聘请王国维、梁启超、 赵元任、陈寅恪为研究院导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和清华国学研究院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完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史学人才和史学成果，为现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除此之外，其他一些高校也成立了研究院，如1926年林语堂任厦门大学文科学长，召沈兼士、鲁迅、顾颉刚等人同办厦大国学研究院（注：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中山大学于1927 年七八月间筹备、1928年1月成立了语言历史研究所，设考古、语言、历史、民俗4个学会（注：梁山、李坚、张克谟：《中山大学校史》，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五四时期现代史学规模的建立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学术期刊的纷纷出现。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是及时传播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重要形式。学术期刊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学术相对封闭的治学方式，是现代学术发展的基本要求。学术期刊既为学者们提供了及时发表和了解研究成果的机会，也为学者们提供了进行学术交流和学术争鸣、辩论的园地。某一种学术 期刊可以吸引学术旨趣大致相同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切磋，进而形成某种思潮和学派；某一时期的学术期刊则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该时期学术研究的状况和走向。五四时期的学术期刊在史学研究方面均有所涉及，综合性的学术期刊多以史学研究为主要内容之一，如《国学季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办，1923年创刊）、《学衡》（1922年创刊）、《清华学报》（清华学校主办，1924年创刊）、《北京大学月刊》（北京大学主办，1919年创刊）、《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北京大学主办，1922年创刊）、《学灯》（《时事新报·副刊》，1920年创办）、《燕京学报》（燕京大学主办，1927年创刊）等等，另有一些非学术研究性的期刊也十分重视对学术论文的登载，如《新青年》、《东方杂志》等。五四时期还出现了专门性的史学研究期刊，如《史地丛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主办，1920年创刊）、《史地学报》（南京东南大学史地研究会主办，1921年创刊）、《史学与地学》（中国史地学会主办，1926年创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主办，1927年创刊）等。
现代史学规模在五四时期还仅仅是开始建立，存在着许多粗疏和不完善之处，但是却有力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现代史学规模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也是吸收西方文化后的产物，但是经五四时期初步建立以后，逐渐向着更加适合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方向而改进，逐渐趋于专业化、科学化。
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和变化表明，这个时期是中国现代史学初步建立的时期，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第一次真正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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