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兰克史学的批判并非始于20世纪。1891年，德国史学家卡尔·兰普莱希特（K. Lamprecht）的《德意志史》第一卷问世，旋即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就持续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多来说，在德国资产阶级史学上是无可匹敌的”（注：加尔金：《欧美近代史学史》上册，董进泉等译，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页。）。 兰普莱希特对德国史的研究在两个方面不同于兰克史学：第一，兰普莱希特“把对中世纪以来德国政治史的研究与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考察结合在一起”；第二，“他把描述式的、编年式的方法与归纳、概括结合在一起，试图揭示德国历史进程中某些规律。”（注：伊格尔斯：《政治社会史》（ The Social History of Political :CriticalPerspectivesin West German 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1945），贝格1985年版，第9、11页。 ）兰普莱希特的研究是近代西方史学界努力突破兰克史学模式的第一次重要尝试，现代西方史学的很多特点都已在兰普莱希特的研究中初露端睨。但兰普莱希特引发的争论“并没有将德国的历史研究引上新的途径”（注：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8页。）。兰克史学仍然是西方史学的样板。
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兰克史学经历了空前的危机。对兰克史学的批判既来自职业史学家，也来自历史哲学家。
史学家对兰克史学的批判主要针对两方面：
第一，狭窄的研究领域。现代西方史学家认为，兰克史学的主要缺陷是只关注政治史，结果限制了史学家的视野。他们认为，历史的内容丰富多彩，所以历史学必须越出政治史的框框，研究历史进程中的方方面面。
政治史是现代西方史学家批评兰克史学的焦点。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L.Febvre）和马克·布洛赫（M.Bloch ）激烈反对把政治史置于历史学的中心位置，主张历史学的中心内容应是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他们大力倡导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历史进程中的经济结构与经济态势，历史上普通民众的心理与精神状态，并要求综合史学各分支的内容，探讨历史的整体面貌（注：见《欧洲史学新方向》，第57-64页；另见姚蒙：《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美国著名史学家鲁滨孙（J.H.Robinson ）也反对把过去的政治事件看作历史的主要内容。他说：“人类的活动不仅是当兵，做臣民，或做君主；国家也决不是人类唯一关心的事情。”“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历史学应包括人类所有的活动，所以历史学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注：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3页。）。
二战以后，西方史学家对兰克史学的批评日益激烈，兰克史学的地位逐渐动摇，西方史学开始“转型”。50、60年代以来，很多史学家已不再把国家和政治舞台上的显要人物的意志、活动看作历史发展的主线。他们的注意力“已从权威人物和决策者转向普通民众”，“对显要人物的兴趣似乎在迅速消失”（注：拉比、罗特贝格：《80年代和以后的新史学》（New History:The 1980s and Beyond），普林斯顿1982年版，第5页。）。扩大历史视野，拓展研究领域， 重视历史进程中的经济、社会、心理、文化等因素，已成为战后西方史学家的共识，而且这种共识转化为大批史学家的实践。他们把研究的中心从“上层”转向“底层”，从个人转向群体。他们开拓了家庭史、人口史、婚姻史、妇女史、精神状态史、城市史、社区史等一大批新领域，一系列带着“新”字牌号的史学分支纷纷出现。西方史学从此走出了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兰克史学的窠臼，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单一的史学方法。搞清事实是史学之为科学的前提。兰克史学一再宣称，“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是史学的唯一目的，是历史研究的圭臬。现代西方史学家则认为，史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叙述历史，还应解释历史。也就是说，史学家的任务要说明“是什么”，还要回答“为什么”，给人以智慧和启迪。鲁滨孙认为，传统史学“不需要思想，只要求记忆”，史学家“还有一件应做而尚未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我们充分理解了过去，便可以充分理解现状。”（注：鲁滨孙：前引书，第7、15、17页。 ）这里显然有探索历史运动的法则，或归纳历史模式的思想。所以，现代史学家对兰克史学倡导的个别化描述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清算。例如，美国新政治史学家本森（L.Benson）认为，过去研究美国选举史的学者只利用官方文献，重点描述几个重要人物的活动，没有对可以使用的大量的资料进行系统的、精确的分析。若要对大量资料进行系统、精确的分析，就必须突破个别描述方法的局限，广泛使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方法（注：见西尔比、博格、弗拉尼根：《美国选举活动史》（The History ofAmericanElectoral Behavior），普林斯顿1961年版，第6页。）。 “年鉴学派”认为，社会生活中各种因素组成合力，形成结构，个别描述方法对此无能为力。现代史学家普遍认为，历史研究不能回避理论，综合、归纳、概括是史学家不可缺少的重要方法，因此必须把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方法用于历史研究。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G.Barraclough ）在分析现代西方史学发展趋势时指出：“社会科学在两个不同层次上对历史学研究发生了影响。第一个层次是应用更加广泛的社会科学思维的范畴……第二个层次是新的计量方法的应用。”（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