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完波兰起义的原因和性质之后，卡特科夫趁热打铁继续发表了《我们对波兰怎么办？》一文，直接为政府当局的善后出谋划策。卡特科夫提出了三个方案：(1)像1815年那样，赋予波兰特殊地位，继续与俄国合并；(2)让波兰独立；(3)将波兰并入俄国，其地位与其他行政区一视同仁。卡特科夫认为，历史已证明：第一条路是行不通的。早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之后，亚历山大一世就为波兰王国制定了一部堪称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宪法，使波兰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的自治国家。但今天看来，恰恰是这种宽容或者说放纵，导致了暴乱。第二条路是做不到的，因为这事实上对俄国未来发展不利。因此，俄国只有第三条路可选：必须严厉镇压波兰的地主及贵族，收缴其土地，将其转手给俄罗斯地主，以加强俄罗斯人在波兰及西部省份的影响。卡特科夫的意图是，通过所谓的“非波兰化”及“俄罗斯化”，将多民族的帝国转化为现代化的公民国家。这一提议的实际效果，或可从俄裔美国史学家梁赞诺夫斯基(Nicholas Riasanovsky，1923-2011)的研究中略知一二。农奴制改革到1905年彻底废除农奴所需偿还的债务为止，俄国南方和北方的农奴主们获得的补偿，基本上超过了其土地本身的价值。“只有西部省份的波兰或者波兰裔的地主是例外，他们获得的补偿要少于他们土地的实际价值。”(33)这应该不是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而是政府对波兰力量的故意打压。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卡特科夫对波兰问题的认识自然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因素。但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卡特科夫作为一个俄罗斯人，为捍卫俄国的利益而战，实在也无可厚非。这也是他在当时能受到上至宫廷、下到普通民众支持的原因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波兰总督是亚历山大二世的哥哥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Ведикий Киязь 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1827-1892)，卡特科夫一味抨击帝国对波兰政策的种种失误，为自己晚年的人生悲剧埋下了种子。
三、阿克萨科夫的补充
相对于斯特拉霍夫的文化角度、卡特科夫的现实政治角度，以阿克萨科夫为代表的斯拉夫派则是从道德的高度来审视波兰问题。作为“青年斯拉夫派中最伟大的文人”、“最伟大的俄国政论家”(34)，阿克萨科夫对波兰问题的思考，远在波兰事件爆发之前就已开始，且自有其独到之处。比如1861年11月18日的《白天》(Денъ)报上，刊登了阿克萨科夫的文章：《我们与波兰的道德关系》。作者一开篇就声明：“只有道德真理、永恒因素，爱与公正才能在历史上具有真正的力量、真正的意义。这些因素并非常常得到思想家们的承认和关注，却又是诸多民族社会生活的推动力，为它们指出这样那样的历史道路方向，不仅从内部，而且从外部决定了它们的发展。”(35)作者认为，相较于西方各国娴熟的外交艺术而言，俄国外交政策过于坦诚而又笨拙，但这种特性并非来自于某些达官显贵的个性，而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天性使然，这恰恰构成了俄罗斯在对外方面的道德优越。相形之下，“波兰社会内部分裂、贵族与天主教的谎言、对斯拉夫因素的背叛、波兰民族的骄傲与偏执，以及它在其他兄弟民族中引起的仇恨，导致了波兰的沦落。”(36)一兴一亡，皆在道德。道德立场是作者审视波兰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有别于斯特拉霍夫、卡特科夫的地方。
在波兰事件发生后的1863年8月10日，阿克萨科夫又发表了《谎言已成为波兰本质的一部分》一文，进一步从道德角度抨击波兰独立人士。作者首先指出，波兰事件后出现的大量小册子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充分说明“充斥于整个现代波兰上流社会肌体的谎言不再是自主意识下的行为，而已成为波兰本质(我们不是说普通波兰人，而是讲波兰上流社会)中自然的、完全坦诚的内在功能。”(37)阿克萨科夫以诗人密茨凯维奇的儿子弗拉基斯拉夫·密茨凯维奇(Владислав Мицкевич)1863年初在巴黎出版的书——《波兰及其南部省份》为例，认为书中不但歪曲历史，把波兰国王对基辅的占领比作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向巴黎的进军，而且完全虚构了俄罗斯南部地区的景象，虽然作者打着实地考察的旗号，言之凿凿地称自己是真实记录。此外，该书还引用莫须有的言论，说俄罗斯自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欧洲许多国家，并自称为北方的法国人。事实上俄罗斯根本不存在这种言论，作者如此妄言，无非是出于抹黑俄罗斯形象的目的。对于这种出于政治目的、蓄意将谎言视为真理并加以无限传播的做法，阿克萨科夫认为，这已经不仅仅是真相与谎言的问题，而是说谎者自身判断标准出了问题。阿克萨科夫将其视为一种生理疾病。用今天的话说，现实的政治目的超越了真理与谎言本身，目的高于手段，这种做法比单纯的谎言更具危害性。
在阿克萨科夫看来，波兰人的谎言无非出于利益的诉求。正如某位格勒菲尔丁(Гедъфердинг)先生所认为的：“……波兰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波兰贪图俄罗斯的领土。”(38)波兰与俄罗斯的矛盾在于两方面：其一是民族独立，其二是领土诉求。对于俄罗斯来说，波兰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波兰是俄罗斯社会的一部分，俄罗斯不能像对待其他国家那样完全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但就民族形象而言，波兰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不但在西方社会影响巨大，而且在俄国知识分子当中也获得了许多支持。这种支持使得它迸发出了复国的狂热愿望。正如阿克萨科夫所说：“我们将波兰并入自己的版图，也将波兰赶入了自身，使俄罗斯也中了波兰的毒。”(39)针对上述矛盾，阿克萨科夫认为，除了“俄国社会持续努力以巩固它在西部地区的根基”(40)之外，在社会影响方面也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取缔波兰政治中心，避免其国家生活的过度发展，进而在消除其社会影响后彻底废除这一病态的、异常的波兰社会。应该指出，作者在这里讲得非常简单，寥寥数语便结束了文章。按照笔者的理解，阿克萨科夫的意思是要限制波兰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因素，弱化波兰作为独立民族的色彩，尽量使其融入俄罗斯大家庭，以免它在独立复国的路上越走越远。
作为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阿克萨科夫的评论并没有卡特科夫那样来得具体而富有实践性，但他立足俄国传统社会道德，批评波兰社会因痴迷于独立复国而舍弃一切道德规范，这实际上击中了波兰独立分子的软肋。试想，一个连基本道德规范都不遵守的社会，退一万步讲，即使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是否能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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