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由主义史观与反历史的“大东亚战争史观”
自由主义史观是战后日本社会关于战争责任认识的历史观的一种表现。
战后日本社会关于从明治维新开始到1945年战败为止的历史认识有许多表现形式，但是自由主义史观论者将各种各样的历史观简单地归纳为两类，即所谓“只说日本罪恶的历史观”和“不说日本坏的历史观”。自由主义史观论者将他们所说的“东京审判史观”、“共产国际史观”和“谢罪外交史观”称为前者的代表，而将“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列举为后者的代表。他们认为这两类史观都是片面的，而主张应当“从日本当时的政策能不能避免那一场战争的角度出发，对避免战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暂且不分析这种分类方法是否科学，仅从表面上看，自由主义史观宣称是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的第三条道路。但是，他们把明确支持日本的战争责任的“只说日本罪恶的历史观”指责为“自虐史观”、“黑暗史观”、“反日史观”，并且进行猛烈的攻击，而对于“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却从未提出过批评，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大东亚战争史观”是指战争时期日本的军国主义战争指导者们所宣扬的战争观，那一战争观的基本点是：从20世纪起，日本就为了保护自己的条约所给予的权利而被迫进行“自卫”的战争；日俄战争是针对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的反应；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满洲国”是阻止苏联的“共产主义在东亚的传播”；从袭击珍珠港开始的太平洋战争则是针对欧美殖民侵略的代表亚洲人民利益的“自卫”。总之，那些战争都是为了日本的生存而进行的，目的是在亚洲建立“共存共荣的新秩序”，取代欧美的殖民地统治。这种战争观无论使用多么华丽的词藻包装，都已经被历史事实证明是把日本推上军国主义道路的罪恶的主张，是日本右翼宣扬“国粹主义”的“皇国史观”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在战后初期随着对东条英机等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大东亚战争史观”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严厉的批判，日本的学术界一般不再使用“大东亚战争”这一名称概括那一阶段的历史。
但是，右翼势力同与侵略战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那些人是不可能认帐的，他们坚持“大东亚战争史观”，通过各种方式为侵略战争的历史翻案，战后不久，这种翻案活动就开始了。1953年，即战争结束刚刚8年，当时担任吉田茂内阁文部省大臣的冈野清豪在国会回答质询时就说：“我不准备评价大东亚战争的善恶，但是日本以世界各国为对手打了四年仗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日本人的优秀。”60年代初，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否认战争责任的舆论更加强烈。对日本战时外交起过重要作用的神川彦松在《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中公开说：“只强调战争责任，会把日本人都培养成只有劣等感的民族，因此必须修改对战争的评价。”1964年，日本作家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掀起了战后为侵略战争的历史翻案的一次浪潮，重新提出把“大东亚战争”定位在“自卫战争”、“亚洲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上。那些人不仅原封不动地使用“大东亚战争”的概念，而且坚决不承认“战败”，使用“终战”一词表示战争的结束。近年，自民党右翼系统的各种组织，如“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保卫日本国民会议”、“历史研究委员会”等都是“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支持者，而《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则是“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在新的形势下的翻版。
正因为“大东亚战争史观”是“皇国史观”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日本社会有很恶劣的名声，所以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一再强调同“大东亚战争史观”的差别。然而将其主张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加以比较，就会看出它们之间并没有任何区别。
第一，“自由主义史观”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都是站在当年的战争指导者的立场上，鼓吹日本的所谓“自卫战争”观。《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的主要撰稿人中村粲说：“日俄战争既是一场拯救亚洲的战争，同时也是日本的自卫战争。如果对俄罗斯听之任之，下一个受害的就该轮到日本了。所以这完全是日本的自卫战争。”而藤冈则认为战争是：“为防止日本沦为殖民地的伟大的保卫祖国之战，鼓舞了新兴的明治国家的精英及民众的健康的民族主义，把他们的智力与精力奉献给了战争。”
第二，自由主义史观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对战后历史教育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以相当大的力量攻击日本战后的历史教育，称“历史教科书关于近现代史部分的记述变得越来越糟”，“处于令人非常忧虑的状态之中”；说历史教育被日本的教育工会所统治，宣传的是“东京审判史观”；称要从根本上改变“东京审判史观”的影响，必须从改变历史教科书开始。
第三，“自由主义史观”同“大东亚战争肯定论”都是要从否认具体的犯罪事实出发达到从根本上否定侵略战争性质的目的。近年，他们共同否认的战争犯罪有“从军慰安妇”的强制性的问题、“南京大屠杀”中的被害人数问题、是否存在“三光”政策的问题等等。例如关于“从军慰安妇”问题，奥野诚亮认为那是在“女性自由意志下的商业行为”，慰安妇就是允许公娼存在的时代的妓女；藤冈也认为“在军队里设慰安所同在文部省里设食堂是一样的，都是民营的机构，没有问题”。板垣正认为“从军慰安妇不是被军人用绳子绑着的”，藤冈则称“没有证明慰安妇被强制的正式资料”。
第四，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认识的右翼人士并不否认他们对“自由主义史观”论者的欣赏。“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会长奥野诚亮看了藤冈的文章后说：“还是有站在日本的立场上讲话的学者”，“要是没有他们，日本就会成为充满自虐精神的国家而灭亡了。教育如果不能培养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对于将来是留下了祸根。”他明确地说：“藤冈先生说的话，也是我经常说的，我们的感受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史观论者在实际上也无法回避同“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以至“皇国史观”的一致性。1996年9月5日，藤冈应自民党参议院议员的政策研究会邀请作讲演，有人问到藤冈：“在教育中强调日本人的自豪感，难道没有导致回到‘皇国史观’的危险吗？”藤冈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战后正因为总是顾虑被批评为‘皇国史观’，所以才是畏畏缩缩。”显然，他在这里对“皇国史观”也没有否定。
第五，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成员同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人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区别。如撰写《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的19个人中，有6人也是藤冈信胜的《近现代历史的教育改革》杂志的撰稿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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