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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的自由主义史观(4)

四自由主义史观产生的国际原因
    如果说日本战后历史教育的发展和变化是自由主义史观产生的国内原因的话,那么,国际形态的发展以及对于形势发展的判断是自由主义史观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对自由主义史观论者起了重要影响的国际形势变化都发生在90年代。
    以藤冈信胜为例,他自称自己原来是相信社会主义的,说在他的战后意识中有两个支柱,即“对所谓社会主义的幻想”和“一国和平主义的幻想”。但是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的幻想在进入70年代后由于读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著作而开始动摇,到90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发生了变化后,“自己头脑中的社会主义幻想才得以清除了”。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失败,资本主义胜利”这一“世界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形态判断下,过去对于战争责任问题的认识也应随之变化。他的理由是:过去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的认识是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既然社会主义已经失败,那么建立在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意识形态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史观也好,共产国际史观也好,甚至与此相关的东京审判史观,都应当受到批判,原来对于战争责任的肯定就要转为否定,原来对南京大屠杀被害人数目的相信就要转为怀疑和否认,这就是他的意识形态的转向。
    藤冈的这一表白应当说是反映了他和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成员的基本的思想状况,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史观的出现的确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遇到的挫折有密切的联系。其实这一问题并不新鲜,如果对日本战后历史学和历史教育的发展过程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在历史上发生过十分相似的现象。战后初期,日本历史学和历史教育对战前的“皇国史观”以及超现实的历史学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在理论与实证统一的基础上又与丸山政治学相结合,形成了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统一,使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史研究获得了飞跃的发展。但是,在50年代初,共产国际内部发生分裂,接着在1956年又有对斯大林的批判,这些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事件对日本战后历史学和历史教育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以“皇国史观”为背景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向战后兴起的科学的人民的历史观进行反扑,使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有良心的实证主义史学一时处于停滞。自由主义史观的出现与当时的情况十分相似。
    与上一个问题相关,对日本的国际作用认识的混乱是自由主义史观产生的另一个国际形势方面的原因。
    近年来,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日本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强调日本在国际上的贡献的思潮,这是因为日本负担了战争经费的20%以上,达到130亿美元,并把自卫队的扫雷艇派到了波斯湾,并以此为契机派自卫队参加了联合国的维护和平的行动(PKO)。本来,日本的这些举动在亚洲甚至在世界上都引起了许多国家的不安和警惕,在日本国内也有相当多的反对。但是,有的人在这一形势下头脑发热了,一方面以为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多年来为之努力的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已经实现,而抱怨国际社会仍然对日本的国际贡献视而不见,日本没有得到相应的报答,包括没有得到在联合国中更加重要的位置和发言权。另一方面,冷战结束特别是海湾战争后,一些日本人认为“如果不关心自己的国防,就等于引诱对方的国家来侵略自己”。集合这两方面的要求,在日本社会出现了要求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要求给日本向海外的派兵(PKO)以正当的名义,甚至要求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以达到“名正言顺”地对外派兵的目的的种种活动。这样的要求促使日本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而民族主义情绪恰恰需要自由主义史观的配合。
    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日本,希望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与经济地位相称的国际作用,成为政治大国,应当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然而,成为政治大国的重要条件不仅仅是经济地位,还需要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道义感,还需要有各国的信任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在这一方面,能够使日本走上正确道路的决不是自由主义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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