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尔看来，“历史叙述体裁不仅是一种可能行之有效的描述事件的方式。叙述的结构实际上源于历史事件本身。历史叙述远不是对它所要讲述的事件的变形，而是对那些事件的首要特征的夸张。”许多历史事件也并不是因为它以时间先后出现所以构成一个历史故事。历史事件的故事性源于大部份历史事件是人的行动的结果这一事实。人类行动具有结构性或故事性。我们处在某种环境条件下，想要达到某种目的，采取某些步骤去实现这些目标，在行动的过程中出现机遇、意外等等。换句话说，我们是怎样思考和行动的。这就等于一个故事的开始、进展和结尾。而且当我们在思考我们的行动时，往往把我们的思想投射到将来行动完成时的景况，并站在行动的终点上回顾我们是怎样在做的。这就等于我们给我们自己讲一个故事。因此，历史家叙述历史事件的结构皱形在人类行动过程中已出现。它并不是后来被加予的，尽管在行动后我们通常对这些行动的故事性加以提炼。（注：卡尔：《叙述与事实》（David Carr,"Narrative and the Real World"）载《历史与理论》第25卷，1986年，第125页。）丹尼特曾提出每个人实际上在自己的人生中不断地给自己讲一个关于自己过去的生活的故事。这种行为就构成心理学家或哲学家称之为的自我观念。（注：丹尼特：《人类意识的解释》（Danniel Dennet.Consciousness Explained.Little Brown,1991），第410-418页。）与这种观点多少相似，卡尔也认为当一个历史家，如米希勒、马考莱或者班克罗夫特，在讲述有关一个民族的故事时，他也在帮助建立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或民族感。在卡尔看来，我们能够通过参与共同的集体的行动，分享共同的经验，并讲述有关这些行动和经验的故事，建立一种集体的自我认同。“当我们把一系列事件看做是时间上的不同形态，其现阶段从其与一个共同的过去和将来获得意义，我们便获得一个共同的经验”。（注：卡尔：《叙述与事实》，第127页。）
毫无疑问，叙述是历史著述的一个重要形式。这是由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但是对历史过程的解释并不像赫克塞特所认为的那样只能以叙述的形式。在即使以叙述为主的历史著作中，我们看到对背景的描述，或对原因的分析解释都是不可缺少的。任何一本纯叙述形式的历史写作都会被看做是缺乏深度的。即使对人类意识的理解，也可以在对其社会存在的分析中更好地达到。历史事件可以在分析其出现的结构或其他社会经济条件的相互作用中得到更好的理解。正如丹图所争辨的那样，历史事件只有在被某种形式的描述中才能得到说明。这种描述既可是非常具体的也可是非常抽象的。比如一个人的死亡，既可以从生理学上去描述，如医院报告，又可从政治上，从个人历史角度去描述，如国王的死亡。同样一个事件的描述则既可以借用一般科学定律或理论，也可以用叙述的形式。二者不可互代。（注：丹图：《分析历史哲学》（Athur Danto,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第24页。）当代大部分历史学术著作，并不是以纯叙述的形式出现。历史不仅可以垂直地叙述而且可以在平面上描述。
结语
自分析历史哲学兴起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已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史学以兰克著述为代表的声称历史家能够通过严密考证史料，从而重建历史客观真实，以及运用诸如绝对精神、国家观念或神意等形而上学观念，或超验的庞大历史理论体系解释安排历史事件已不多见了。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已广泛而深入地影响了当代历史写作。不论是在以叙述为主，或以结构分析为主的历史著述中，我们都看到一种对概念的更清楚的定义和注重语言的确定性，以及在做出一般性推论时的慎重性。西方史学的这种质的变化不能不说是同分析历史哲学家们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对历史研究从认识论的角度上深刻批判有关。
亨佩尔的借用一般科学定理命题在一定意义上是西方历史研究的一个广泛而深入潮流的先声，即所谓历史跨学科研究。历史家们借用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及文学批评的概念，发掘和构想历史研究新课题，并运用这些学科的一般原理解释历史现象。不论是年鉴学派的整体史或全球历史，或以研究近现代初期国家政权、国民经济和宗教组织对农村社会的影响的所谓微观史学都表现了历史家们试图使历史研究更为“科学”或向社会科学看齐的努力。
分析历史哲学的兴起，西方史学新潮流、新特征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它同哲学以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思潮有互为影响的联系。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出现了所谓语义学转向。这种转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桑绪尔（Saussure）、雅可布森（Roman Jakobson）和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等人所发展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及雅可布森以来的人类学的巨大成功所引起的。乔姆斯基（Chomsky）的语法理论也受到雅可布森的影响。60年代语言学是社会人文科学中最充满生气、发展最大的学科。从中产生不少亨佩尔意义上的一般原理或原则。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对历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新叙事史的兴起、年鉴学派的结构主义史学和微观历史学的出现表现了西方史学的多样性。本世纪初以来，西方分析历史哲学关于历中知识性质问题的两派观点仍可在这种多样性中看到其影响。新叙事史同历中知识独特论有某种理论关系，而在整体史学、结构主义史学、微观史学和历史社会学著作中，我们则看到同一论的强大影响。可以看出，西方分析历史哲学在关于历史知识性质问题上的对立两派并未得到调合。本文所述及的那些问题并未有定论，尽管我们看到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已使历史学家们对历史研究的性质及模式的认识有了巨大的进步。（注：70年代末，劳伦斯·斯通在其著名的题为《叙事史的复兴》论文中曾批评一度流行的以社会科学为模式的历史研究潮流。斯通宣称历史家们“试图对历史变化获得一种连贯科学解释的努力已终结”。而在1991年同样发表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的另一篇题为《历史和后现代主义》的文章中则描绘了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对历史研究的新的强的有力的影响以及新历史主义的出现。这些新潮流把政治的、制度的和社会的实践看做是推论的符号体系或符号，见斯通《历史学和后现代主义》（Lawrence Stone,"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in Past and Present,131（August 1991），第217-218页），而在最近出版的另一本历史哲学著作中，作者则争论说社会进程同地球的历史演变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人类信念和理论的影响，客观地理解历史和以科学的方法认识历史并不是不可能的。见劳埃德：《历史的结构》（Christopher lloyd,The Structure of History,Oxford,Blackwell,1993.）。）同样清楚的是，本文所述及的大部分理论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唯心论的或相对主义的。但是其中也有许多合理的、令人深思的论点。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从认识论的角度上反思我们的历史研究，从而使我们的历史研究在更高水平上进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