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大规模的起义和革命问题。在这里，作者基本上不采取经典诠释学专力于动机、意图的研究方法，但在用物质利益或理性抉择解释群众运动时，他十分重视文化和思想的作用：“大规模的起义和革命，都包含着物质变化和新世界观的建立。”在其他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作者似乎常持二元的或调和的观点，也许，这正是作者的一种方法论的思考，他把本章命题为“起义、革命与比较史学”，而在结论中指出：比较研究在不同历史轨迹中发现相似的时段，在因果律预期的一致中发现不同的结局，比较史学给出更大范围的现象的积累，有助于使人们的认识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
该书十分重视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在上篇（即“经济变化”篇）中，作者实际是把经济发展的动力作为比较研究的标准的。他认为：十六至十八世纪，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都适用亚当·斯密的增长理论，即贸易和市场的扩大，通过交换中的比较优势，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而后者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乃是经济发展之源。在这种“斯密型动力”的推动下，欧洲和中国的农业经济，包括农村手工业，其发展道路大体上是相同的。但到十九世纪，欧洲的农村手工业被城市的机械化工厂工业所代替，更适用于新古典主义的以储蓄和投资为动力的增长理论，遂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分道扬镳。十九世纪西方的侵入，扩展了中国的贸易和市场，而其结果主要是扩大了斯密型动力运作的空间，并未根本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直到二十世纪前叶还是这样。
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也许与斯密型动力并不是那样截然不同。用新古典主义理论研究传统农业，例如T.W.舒尔茨的《转变传统农业》（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New Haven,1964.），不能说没有贡献。不过，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完全忽略了制度、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而本书作者始终重视这些方面，以及国家的作用，这在中西比较研究中是十分重要的。古典主义增长模型给出一个人口与资源的悲观结构，成为史学家议论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本书作者对中国和欧洲的人口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了精湛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说明：直到十九世纪，尽管家庭和生产组织迥异，中国的人口危机并不比欧洲更大。作者认为：十九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摆脱了古典主义增长终极的限制，而中国则否。那么，二十世纪的中国如何呢？对此，作者也有较详的分析。这种分析，实际上也用了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的和二元经济论的研究方法，而在最后的结论中，不免有若干不确定的因素以至怀疑论的情绪。这并不奇怪。就历史学来说，恐怕经常是要到下一个世纪才能议论前一个世纪的事情。
也许作者并不承认，有所谓历史哲学或元历史学（meta-history）。的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对历史的怀疑和忧虑在六七十年代消失后，在西方已没有人再谈论这种“超历史的”或“智慧的”思维方式了。据称历史学已变为科学。不过，本书中，至少在“经济变化”一篇中，作者似乎是承认有普遍发展规律的。这里，我想以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看法来结束这篇文字。傅衣凌教授在晚年提出“中国传统社会多元论”和“明清社会变迁论”（《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结构》，刊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三期；《明清社会变迁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他认为，在十六世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已发生走向近代的变化，但由于中国社会的多元结构，这种变化起伏跌宕，以至中断、后退，但到最后，并未能摆脱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R.Bin Wang,Chinese Statemalang,Economic Change,and Soci-al Conflict-Comprative Perspective；中文版李文重译，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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