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学，简单地说，就是搜集、传播口头史料，并以此进行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方法。史学家对口头史料的运用由来已久，但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历史方法学则诞生于本世纪30、40年代的美国，并于60、70年代在西方各国得到广泛应用。纵观西方口述史学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可以以60年代末70年代初为界，把西方口述史学的发展归纳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口述史学只是停留在史料学阶段，以确定历史人物、事件的存在形态为目的，基本上是在与文献史料学的不断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后期的口述史学家们则开始把口述史学当作一种治史方法，结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跨学科方法来研究大众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本文试图在阐述和分析这一历史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对其作出简要的评价。
一
在19世纪中叶史学走向专业化之前，口头史料一直是西方历史著述的主要依据。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曾把史学家的责任归结为“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91页。）。修昔底德（Thcydides）在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时是这样阐述他的写史原则的：“我描写的事件，不是我亲眼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7-18页。）。尽管17世纪以后，由于印刷术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史学家开始转向已经建立起来的档案库和业已大量发行的历史著作，但是那种认为口述证据更能客观地展现历史发展过程的传统观点仍然得到大多数史学家的赞同。伏尔泰在《查理十二历史》一书中明确表示：在没有得到那些讲实话的目击者证实的情况下，他不敢提出任何历史事实。
然而，19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科学的进步使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信念，即随着科学的进步，一切都将被纳入科学的范畴，一切问题都可以随着科学的进步而迎刃而解。这种科学将囊括一切的实证主义思潮也深深地渗入到历史学领域，它使史学家们坚信：只要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待史料，研究史实，并以严格的科学逻辑进行考证，就可以获得确凿的历史事实，从而客观地再现往事。“历史事实”的概念就是这一时期被西方史学界誉为史学“泰斗”、“科学史学之父”的德国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正式提出来的。兰克不仅把历史事实等同于自然科学的事实，甚至认为历史事实只存在于那些“曾经目击其事的人”所记载的文献史料中。在兰克看来，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文献，没有文献，便没有历史学。史学家只有到档案库中去穷本溯源，研究原始文献，才能客观地“再现往事”。在兰克学派的影响下，文献考证成了19世纪西方职业史学家训练的中心内容。而传统的口述回忆，因其是一种事实有确定目的的有意回忆，不符合兰克所谓的“纯客观”的原则，必然会随着西方史学专业化的形成而遭到冷落。
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一些历史学家通过对历史认识过程的反思逐渐认识到：文献史料中的主体意识也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文献档案都不可避免地会留下其最初记录者和编定者的个人印记。即使是官方文件也未必能反映真正的历史事实。许多史学家在研究实践中都发现：由于某些高级官员们害怕后世学者们用他们留下的文字记录做文章，因此，不愿把自己某些行动的真实动机用文字记录下来。此外，文献记录者有时为讨好上司也故意伪造。担任过英国政府大臣的克罗斯曼（R.Cross man）就曾指出：阅读了我所参加的内阁会议的全部文件，我发现文件实质上与实际发生的事情毫无共同之处。因为整理会议记录的官员力图在记录中说明的完全不是事情的真相，而是官方所希望的事情（注：参见彭卫、孟庆顺：《历史学的新视野》，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页。）。所有这一切，使得越来越多的史学家们普遍感到，文献档案中为政界利益服务的宣传品越来越多。
史学家们对文献史料真实价值的怀疑，为日后口述史学的再度复兴提供了前提。
20世纪30年代，随着兰克文献史料学的衰落和文献资料的日益减少，口述史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历史方法学，重新登上了历史学的大雅之堂。由于西方口述史学的再度复兴是以反对兰克学派关于“没有文献便没有历史学”的史学观念为前提的，故早期的口述史学家们大都强调：口述史料优于文献史料。美国早期口述史学家斯坦利·维斯塔尔（Stanley Vestal）在比较和分析《西亭·布尔》一书中所使用的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之后指出：“我们都过于相信印刷品的权威性，而实际远非如此。在采访中，人们有许多机会来检验口述者的忠诚、能力和知识。但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只能盲目地接受。”（注：坎曼：《往事历历在目：美国当代历史写作》（Michael Kammen,The Past Before Us:ContemporaryHistorical Writ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92页。）另一位美国口述史学家霍夫曼（Alice Hoffman）认为：口述史料的作者只有一个，而且是明确的，史学家可以对他或她进行重复采访以确定其所提供的史料的可信程度；而文献史料的作者也许是明确的、也许是不明确的，也许是一个、也许不只一个，而且死无对证，因此不易于考察史料的可靠性（注：参见杜拿威等编：《口述史：跨学科论文集》（David K.Dunaway & Willa K.Banum ed.,Oral History:an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美国国家与地方史学会1987年版，第72页。）。英国口述史学家塞缪尔（RaphaelSamuel）认为：“口述证据是接近最可靠、最自然的历史事实的最佳途径，因为日常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受思想回顾的影响，而文献则不然”（注：塞缪尔：《神话与历史：首次阅读》（Raphael Samuel,Myth and History:First Reading），载《口述史》（Oral History）16卷，1988年第1期第15页。），此外，“口述史料特别自然，未加修饰，……而历史实际上就是从最初的直接经历中建立起来的”（注：塞缪尔：《神话与历史：首次阅读》（RaphaelSamuel,Myth and History:First Reading），载《口述史》（Oral His-tory）16卷，1988年第1期第15页。）。
尽管这些早期的口述史学家们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历史认识中主体意识的不可避免性，但是由于他们在本体论上还没有摆脱传统史学的影响，在历史认识的目的和动机方面仍然与兰克建立档案历史学之初的想法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即如实地再现客观历史过程，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早期的口述史学家们往往也同传统史学家们一样，回避对历史认识主体（无论是被访者，还是史学家本人）的研究，力图排除一切与主体意识有关的思想、情感、态度等方面因素的干扰。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早期口述史学家们对被访对象的采访以及处理和使用口述史料所奉行的原则中。例如，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在撰写《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书时，甚至要求桑切斯一家中的每个成员都分别关在自己的房间中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目的就是使口述证据更加自然地“再现往事”。此外，在处理口述史料方面，早期口述史学家们所强调的也是尽量保持其原有风貌，避免留下史学家的个人印记。有些口述史学家担心口述笔录的方法会影响口述史料的纯客观性，还把打印出来的结果再交给被访者进行修改。后来，随着录音机的问世，口述史学家可以更加准确地记录下被访者的原话，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第一个倡导者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很早就购买了电子录音机，并安装了信息转换器，使记录下来的采访内容直接转变为打字稿，这样，就可以避免史学家的二次创作，使口述史料能够更加客观地“再现往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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