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人也不甘落后，1565年入侵菲律宾群岛，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殖民统治。这样，就将菲律宾群岛也划出“华夷”秩序。16世纪以后，尽管每年仍有30-40艘中国商船南下马尼拉，将船货转上西班牙殖民者经营的马尼拉大商帆，运往美洲，然而从实际上看，马尼拉大商帆贸易已不再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量的延伸，而是在这一量的延伸的表面现象之下，发生了质的变化。作为经济手段，马尼拉大商帆已不再由中华帝国所控制，而是由西方殖民者所控制；它也不再为中华帝国的政治利益服务，而是为西班牙殖民帝国服务。而且，即使从纯经济意义上讲，它也不再起集结西太平洋半环贸易网的作用和古代印度洋贸易网的后援作用，而是被纳入了近代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经济体系，纳入了正在准备和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体系。
17世纪是荷兰人活跃时期。荷兰殖民者全面排挤葡人势力，取而代之。1629年，荷兰人击败了爪哇岛上马塔兰王国的大军，巩固了自己在巴达维亚的殖民统治。此后，荷兰人经过不断蚕食，建立了自己在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殖民统治。“华夷”秩序在印度尼西亚群岛逐次崩塌。
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叶，产业革命的洪流掀起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第二次大潮。1757年进行的普拉赛战役，标志着英国在南亚次大陆实施统治的开始。东印度公司统治下的印度次大陆不仅再也找不到“华夷”秩序的一丝痕迹，反而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摧毁这一秩序的前进基地。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新兴殖民主义者，在这一时期将自己的殖民势力更加迫近中华帝国。英国于1819年发动战争，侵占了马来半岛与新加坡；1824年和1852年又先后挑起两次英缅战争，用武力占领了整个下缅甸地区。与此同时，法国也开始将其触角伸入印度支那半岛。1862年，法国用武力入侵迫使越南阮朝签订的《西贡条约》，占领了南圻地区。不仅如此，西方殖民主义者还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直接打击了“华夷”秩序的核心--大清帝国。通过了南京条约与北京条约这两大条约体系，使中央王国开始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华夷”秩序开始从根本上瓦解。
19世纪下半叶，第三次殖民统治大潮伴随着资本主义向早期帝国主义的过渡而展开。这个大潮的一个特征，就是帝国主义要将世界瓜分完毕，让世界上所有前资本主义民族都沦为它的附庸。中华帝国在19世纪末，亦受此浪潮冲击，被列强瓜分势力范围。此时，“华夷”秩序早就只剩下少许外壳残存，列强连这个残存也不放过，必欲彻底摧毁而后快。1883-1885年，中法战争的结果，法国正式吞并了整个印度支那半岛；1885年英国发动第三次英缅战争，将缅甸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对外扩张之路。1871年吞并琉球；1874年入侵我国台湾；经过长期准备，在1894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次年在马关条约中迫使清廷承认朝鲜“独立”，中朝藩属关系告终。“华夷”秩序中最后一名成员被划出。不久，随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华帝国完全沦为列强半殖民地。历经近两千年的“华夷”秩序终于寿终正寝。
今天，人类在即将跨入21世纪的时候，建立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成了生活在这座星球上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要求。但是，我们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秩序”，却人言言殊，其内涵大相径庭。今天的人类社会，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因此，当着我们致力于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即新的国际关系体系时，不能不回顾历史，总结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那些“世界秩序”、那些国际关系体系。
自从人类迈入文明社会以来，出现过大大小小的许多个“世界秩序”。当然，除却近代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之外，其余的那些“世界秩序”，其“世界”只是古代意义上的世界，如古代地中海世界、古代穆斯林世界，等等。其实，只是某种地区性秩序而已。
在往昔一切国际秩序或国际关系体系之中，诞生于东亚农业文明土壤中的“华夷”秩序，确是给人以鹤立鸡群的感觉。它的卓然独立、它的不同凡响，归结到一点，就是它的“和”字：
“和为贵”；
“八方四海庆太平”；
“共享太平之福”；
“旌旗不动酒旗招”；
“天地之间，帝王酋长，因地立国，不可悉数。雄山大川，天造地设，各不相犯”。
政治上和平亲善，经济上、文化上和平往来、友好交流。这种理想、理念和体制运作，无论是“罗马式和平”、“阿拉伯帝国式和平”，还是“大英帝国式和平”、“天定命运式和平”，都不能望其项背。至于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与之相比，“华夷”秩序就“可上九天揽月”了！要言之，我们今天要建立的世界秩序也好，亚太地区的新秩序也好，吸取古代“华夷”秩序中的“和”的精髓与真谛，承袭共“和”的基因，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不过，如前所说，“华夷”秩序也绝非尽善尽美，相反，它打着古代阶级社会深深的印记，带有中华帝国与生俱来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这个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归结到一点，就是它的“一”：
“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
“千邦万国敬依从”；
“四夷率土归王命”。
政治上君君臣臣，经济上“厚往薄来”，文化上赐予，这种理想、理念、礼仪、体制运作，浸透着古代封建帝国居高临下、凌驾一切的大国主义精神。这当然是不可取的。其实，放眼观去，自古以至今，这种以一元论为宗旨的世界秩序的国际关系体系，又何止“华夷”秩序。罗马式和平、阿拉伯帝国式和平、大英帝国式和平、天定命运式和平和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却又哪一个不是浸透着“一”？！哪一个不是以一个古代帝国或近现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居于凌驾一切的统治地位呢？！就在今天，一些国家在制定自己的对外经济、政治战略时，我们不是仍然依稀可见“一”的影子么？！
诚然，近代以来，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有一种“均势”理论。这种“均势”理论所追求的，似乎是有别于“一”与“和”，即以几个西方列强之间的均势来维持和平，即“均势和平”。其实，这种均势和平，不过是几个企图主宰一切的列强之间打来打去，打得彼此都精疲力竭而想出的一种权宜之计。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均”而不能久，因而“和”亦不能久。为何均而不能久，说到底，还是“一”字作怪，那些列强，个个口念圣经，心怀拳经，一旦时机成熟，就要打破均势，企图战而胜之，再建由它主宰的“一统”秩序。
我们今天要建立的“新秩序”，应该是彻底抛弃这个“一”的理想、理念，由全世界所有国家、民族共同组建的多元的国际秩序。它应超越人类历史上包括“华夷”秩序在内的一切国际秩序，性质是和平的，平等的，构架是多元的，即真正和平、平等的秩序。
作为世界和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之一，我们中国曾建立过古代最先进、最高水平的“华夷”秩序，今天也理应在建设这种全新的和平、平等、多元的新国际秩序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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