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唯物辩证法与历史研究“碎片化”问题的解决
历史研究“碎片化”的成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年鉴学派后期史学思潮的影响外，近现代史历史资料的丰富及源源不断的开发，致使史家感觉到研究的压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再者，跨学科的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造成了研究角度的多样化、研究方式的多元化，许多史家不具备整合提升的研究能力，无形中也消解了整体史。还有，受人类学方法的影响，对于区域历史的研究，往往以为其研究对象具有浓缩和全息的功能，因而更注重区域内部结构和功能的探索，忽视了其与外部的联系，即只重视特殊性，忘记了普遍性。此外，今天的学术评价机制，也使得许多研究者追求快写快发，自然就选取较小的题目，利用数据库搜集资料，快速地制造成文，故而缺少理论深度，多是史料罗列。上述原因不少学者多有提及，仔细分析，实际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治史宗旨的迷失。历史学的特点就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并从中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由于相对主义思潮的影响，探寻历史规律被消解了，于是人们只将历史当成了自娱并娱他的一种工具。在他们那里，表象的描述似乎就足够了。我们说，历史知识的根本价值在于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并运用历史规律，推进社会的进步，没有规律的学说对人类的实践几乎没有指导意义。这一治史宗旨的迷失恐怕是历史研究“碎片化”的深层原因。
历史的“碎片”亦即局部的研究是绕不开的，是历史研究的起点，这样的研究可以使历史研究深入细致，是建构整体历史的根本前提，但静止孤立的“碎片化”是不可取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可以从研究实践和思维方式两个层面寻找。
在研究实践的层面上，我们要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任何历史的研究，都是从一个个史家个体的研究开始的。所以，其研究的对象，相对于全部的历史都是局部的，而全部的历史甚至局部的、区域的历史又都是由更具体的、微观的历史研究组成的。况且，历史的研究又存在确定史实、解释史实、评价历史、运用历史等多个层次，史家个体生命、精力和能力的有限性便与浩瀚的历史形成了极大的张力，而我们又处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新的资料和信息成几何级倍数增长。这样的形势和环境，致使史家成为通才的可能性迅速减小，而专家越来越多。可历史研究规律的探讨一般是在整体史或通史的条件下进行的，不分工合作就难以写出整体史或通史，亦即很难使历史研究“碎片化”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分工合作意味着史家要加强学术交流，同时还应该由资深史家和管理机构高瞻远瞩，组织协调，引领方向，打通联系，以志趣、基地、项目、资金等为手段，进行史学研究的有效管理。但一定要注意保持每一个史家自身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开放宽容的心态，使百花齐放，让百家争鸣。
然而，解决历史研究“碎片化”问题的关键却在于史家的思维方式，或者说在于理论与方法。从以上对历史研究“碎片化”问题实质的分析可知，“碎片化”固然是选题小、重描述、史家孤芳自赏地自说自话，但最重要的是对历史的认识采取了静态、孤立的研究方式，没有将微观或局部的历史与更大时空范围的历史联系起来，没有放在变化发展的维度上看问题。这样的思维方式才是历史研究“碎片化”的根本症候，所以这种思维方式必须要改变。中外认识论史证明，迄今为止，唯物辩证法依然是最有效的认识世界，当然也是认识历史的思维方式。唯物辩证法认为，整个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而这一联系的世界又处在永恒的变化发展之中。其变化发展的动力源泉是对立统一，由量变到质变是其变化发展的状态，否定之否定是其发展的趋势和道路。上述观点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核心理念，是最重要的思维方式，实践也无数次地证明了其有效性。唯物辩证法还告诉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及对历史的研究，还应该关注认识对象的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整体与部分、相对与绝对、普遍与特殊等问题，并努力探索认识对象中的因果关联，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上面所述历史研究“碎片化”的诸多问题，可以看出，唯物辩证法对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无疑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指导我们对微观问题的实际研究，现象与本质引导我们对历史表象背后的抽象思考，普遍与特殊启发我们如何建构整体的历史，而普遍联系的、永恒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则是历史研究中应该具备的基本思维方式，贯穿于历史研究的各个层面，具有更广泛的指导意义。所以说，唯物辩证法在当今的历史研究中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新时期以来，由于对教条主义理论的厌倦，以及中外学术交流的畅达，人们引进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这些史学理论与方法对于历史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活跃了中国的历史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使人耳目一新，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引进的同时也引入追风，我们应该清醒的是：衡量一种理论和方法的价值，不在于新旧，也不在于中外，而在于其对历史的解释力及指导历史研究实践的实际效果。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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