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的打开方式与当前研究举要(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9:11:14 文汇报 熊文驰 参加讨论
政治哲学研究 修昔底德之作，固然是一部历史书，也是一部国际政治研究，但还非常“哲学”——同类作品中还从未有过一本具有如此鲜明的哲学性格，它完全可与柏拉图许多论题相互阐发，并且与现代政治哲学开创性人物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具有紧密渊源关系，毫无疑问，政治哲学研究是理解修昔底德极其重要的一环，即使不承认是最重要一环的话。笔者最感兴趣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修昔底德与其他思想人物或政治人物之间，如果有“对话”，他们可能交谈些什么；二是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及其学派对修昔底德的研究。当然，这两个方面彼此交汇很多。 伟大人物之间的对话，总是引人入胜的，如果修昔底德“受邀”与伯里克利、柏拉图对谈，或者后世思想家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来读修昔底德，会让我们捕捉到什么样的思想火花呢？ 首先，修昔底德与伯里克利的思想关系复杂，甚至令人疑惑，比如他们是否同样认可雅典及其帝国？这个问题也是争论已久，前文“历史问题研究”部分所举《修昔底德与雅典帝国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力作，由法国学者罗米莉写于1947年。此外还有以下两本新作值得关注。一是福斯特（Edith Foster）的《修昔底德、伯里克利以及伯里克利式帝国主义》（Thucydides，Pericles，and Periclean Imperialism， 2010），该书力驳前人把修昔底德思想等同于伯里克利雅典帝国主义的观点，证明指出，修昔底德在战争历史叙事，与通过演讲等构建的人物角色伯里克利这两者之间，是明显保持有张力的，举例来说，历史叙事所呈现的雅典，与书中人物伯里克利所展现或所追求的雅典，二者是很不一致的，而这种不一致很值得推敲。二是泰勒（Martha C. Taylor）《修昔底德、伯里克利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观念》（Thucydides，Pericles，and the Idea of Athens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2010），也努力证明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的不完全认同，要点之一即伯里克利以海军及海上为雅典根本，但修昔底德书写的历史却时时呈现雅典城以及所在地阿提卡地区（Attic）对于雅典更本质的意义。应该说以上这三本书很有助于我们推进对修昔底德与伯里克利复杂思想关系的解答。 其次的“对话”是修昔底德与柏拉图，他们二人迥异之程度，甚至称得上是哲学的两极，对此最著名的评论莫过于尼采：我的重生，我的偏爱，医治拯救我于柏拉图主义的，一直是修昔底德；面对现实，柏拉图胆怯退缩了，于是他逃入理想，修昔底德则控制住了自己，从而也掌控了现实。但同时修昔底德与柏拉图又有许多议题重叠，比如雅典使节在斯巴达的演讲中说，雅典追求权力与帝国不过是遵循了人类通则，又如雅典人在与弥罗斯人对话中说，强者统治而弱者屈服；而同样的 伟大人物“对话”外，笔者最感兴趣的是施特劳斯及其学派的修昔底德研究。可以稍带夸张地说，当前对修昔底德的政治哲学研究几乎就由施特劳斯率先开启，并且这一领域几乎就是其学派的“天下”。 施特劳斯作为开启性的正式著作是两种，一是《城邦与人》书中的第三章“论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的战争’”（“III. On Thucydides’ Wa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The City and Man，1964），二是论文“对修昔底德著作中诸神的初步考察”（“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Gods in Thucydides’ Works”，in Studies in Platonic Political Philosophy，1985； 中译见《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华夏出版社，2007年）；此外还有两种身后面世的书面资料：演讲稿“修昔底德与政治史学的意义”（“Thucydides and the Meaning of Political History”，in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1989； 中译见《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华夏出版社，2007年）；修昔底德研讨课文字纪录（1962年）与音频纪录（1972—73年）（Leo Strauss Center，http://leostrausscenter.uchicago.edu/courses/page/2/0）。 施特劳斯对修昔底德的研究，处于他本人整个的哲学之下，为应对现代理性主义所导致的西方思想危机，施特劳斯回到古代希腊，致力于恢复“古典政治理性主义”以作为解决良方；其中修昔底德所呈现的“前哲学”的，亦即本然样态的、实际的政治世界，为寻求古典政治理性提供了最好出发点，这个实际的世界，是一个权力政治的世界，也是一个帝国压迫与反抗或屈服的世界；克服这一“残酷”世界的办法，并非是今人一再称引的以雅典人为代表的所谓现实主义，而是修昔底德式的智慧与这种智慧之下产生的人道——在政治的地基上，对人之为人所能达到的高度的观察，对人之必然限度的清醒意识与适度防范，以及对政治之无可消除的悲剧性的某种程度的减缓。这一切，施特劳斯称之为修昔底德式的政治理性主义，一种近乎从奥林匹亚诸神的高度俯看人类政治世界的智慧。并且修昔底德的书写方式，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实践性”的教育过程，正如霍布斯所率先指出，读者被请入政治现场，随着修昔底德的指引，以一种情景代入的方式，在智识上重新经历这一场最为政治的历史过程，从而去接近这种智慧与人道。 施特劳斯的这一解读，最好继承于欧文（Clifford Orwin）所著《修昔底德的人道之维》（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1994），该书可视为“开山者”之后最重要代表作。该书论述更为精详全面，尤其更为详尽论证呈现书中人物狄奥多托斯（Diodotus）与赫摩克拉底（Hermocrates），认为可作为修昔底德式的智慧与人道，亦即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典型代表。 此外该学派还有众多成员发表有重要论著，试按主要议题举要如下： 1、雅典与帝国主义问题 比如布吕尔（Christopher Bruell）“修昔底德对雅典帝国主义的看法”（“Thucydides’ View of Athenian Imperialism”，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68，No. 1，Mar.，1974）；福德“修昔底德论雅典帝国主义的成因”（“Thucydides on the Causes of Athenian Imperialism”，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80，No. 2，Jun.，1986）。 2、“问题青年”亚西比德 比如福德《统治的热望》（The Ambition to Rule: Alcibiades and the Politics of Imperialism in Thucydides，1989；有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10年）；帕尔默“亚西比德与修昔底德笔下的僭政问题”（Alcibiades and the Question of Tyranny in Thucydides，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15，No. 1，Mar.，1982），《荣耀之爱与公共善》（Love of Glory and the Common Good，1992）。 3、修昔底德与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 如阿瑞兹杜夫（Peter J. Ahrensdorf）“修昔底德对现实主义的现实批判”（“Thucydides’ Realistic Critique of Realism”，Polity，Vol. 30，No. 2 Winter，1997；有中译，见拙编《伦理与国际事务评论》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福德“国际现实主义与政治科学：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与新现实主义”（“International Realism and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Thucydides，Machiavelli，and Neo-realism”，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9，1995；有中译，同上编）。当然实际议题远不止此，还有比如正义与虔敬、城邦与民主政制、党争、雅典瘟疫等等，读者可以根据已列举文献提供的线索进一步查找。 论题可以见于《理想国》开篇的智者“正义即强者的利益”的主张，或《高尔吉亚》中卡利克勒斯（Callicles）所谓强者应当统治的论调。柏拉图《会饮篇》提出的“亚西比德问题”，则完全贯穿于修昔底德的西西里远征前后。可以说，对比讨论修昔底德与柏拉图，总是开启无限的思想空间。 事实上，对比讨论柏拉图与修昔底德，常见于许多政治哲学著作，这里权且列举格雷纳（David Grene）《古希腊政治理论——修昔底德与柏拉图所呈现的人》（Greek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Image of Man in Thucydides and Plato，1965）。修昔底德以极为现实的笔调呈现了他所生活的时代，准确说呈现了处于希腊史上最重大战争中的雅典与雅典人；相比之下，柏拉图几乎只经历过这一时代的尾声，但令人惊异的是，柏拉图对话几乎只是对自己前28年所经历的雅典的“回忆”，这在时间范围上就与修昔底德高度重合。格雷纳这部书即从二人两种不同纬度入手，去呈现那个曾经的雅典，那个最为政治的政治世界，从中考察人之为人、人与政治的问题，极富启发意义。 近代而言，首先引人注目的是霍布斯与修昔底德。霍布斯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英译本前有一个著名的“致读者”，当中他举修昔底德为历史写作的最好代表，正如荷马之于史诗，亚里士多德之于哲学，德谟斯提尼之于演讲；并且重述修昔底德认为，历史之教就在于取知识于过去，持审慎于当下，有远见于未来；当然还有如前文讨论写作方式时所说，霍布斯首先指出修昔底德史书是一种“现场教育”。最深的影响痕迹，则莫过于《利维坦》中说，一切人反对一切的战争源于：利益竞争、安全恐惧与荣誉追求——这三种原因的列举直接借于修昔底德的书。对于霍布斯与修昔底德的思想关系，我们可以很好地参考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 Its Basis and Its Genesis，1996；有中文版），尤其“第六章 历史”。 关于马基雅维利与修昔底德，素来令人怀疑二者更有直接关联，因为观感上二者太相近了，现已有学者考察证明，马基雅维利关于历史的观念受惠于修昔底德，并有直接的文本承袭可以为证。但，虽然如此，二者却不能等同，同为“现实主义”却有重要的差别，这方面就笔者所见有两篇论文值得推荐：1、福德（Steven Forde）《现实主义的多种样态——修昔底德与马基雅维利》（“Varieties of Realism: Thucydides and Machiavelli”，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 54，No. 2，May，1992）； 2、帕尔默（Michael Palmer）《德性之于马基雅维利与修昔底德的差异——修昔底德的传统德性与政治智慧》（“Machiavellian virtu and Thucydidean arete: Tranditional Virtue and Political Wisdom in Thucydides”，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 51，No. 3，Summer，1989）。 补充与结语 以上分门别派式的文献举要，好处是快速了解大致门径，坏处是易陷于某种学派“家法”，使用者还当以博通为要。 另外，举要就难免遗漏，笔者必定也有武断。作为小小补救，最后不妨再加几种研究手册或综述式文集，以有助于通览全貌。1、前后相继、跨度近乎80年的两本文集，选编相应时期的优秀论文：赫特（Hans Herter）编《研究之路第九十八辑：修昔底德》（Wege der Forschung Band XCVIII: Thukydides，1968），收集的是1930—1965年德语学界的论文；瑞伽科斯（Antonios Rengakos）与人合编的《布里尔研究指南——修昔底德卷》（Brill’s Companion to Thucydides，2006），择优收录1966—2006年期间论文；2、克里斯蒂娜·李（Christine Lee）与人合编的《研究手册——后世对修昔底德的接受》（A Handbook to the Reception of Thucydides，2015）；3、巴洛特（Ryan K. Balot）等三人合编《牛津研究手册——修昔底德卷》（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2017）。此外还有数种，兹不尽举。 这篇小文，虽为区区举要，零敲碎打竟也耗费多日，除却愚钝不计，也想借此大致清理所知文献，或于同行者不无助益。其中错漏当所难免，尚求方家斧正。 通读修昔底德委实不易，深入研究则更为繁难，但努力之后的收获必定是巨大的，霍布斯推修昔底德为史学第一人，后世史家巨擘如麦考莱、兰克等人更是异口同声，认为两千年之下没有第二人，更何况修昔底德兼具卓越国际政治眼光，与深刻政治哲学洞见，能契合于任何重要国际政治时代尤其当今时代，如果竟然错过，还有什么更大的遗憾呢？（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