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说现实根源。史学的目的在于致用，追求道义是史学致用的需要。中国古代史学之所以发达，是因为统治者认识到了史学的致用功能，从而大力支持，由此造就了官方与私家修史的兴盛。而中国古代史学的致用，它要求史家一方面要如实直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历代兴亡中找到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而以史为鉴、以史资政；另一方面，它也要求史家对历史作出符合统治需要的价值或道德判断，彰显符合统治需要的时代伦理。历史编纂自觉维护纲常伦理道德，便是遵循社会等级秩序、维护社会等级关系的需要；而宣扬天命王权思想，则是为了解说王权的合法性的需要。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史学的“求道”，是为了服务于古代社会现实政治统治的需要，是时代政治伦理的绝对要求。
那么，中国古代史学的“求道”理念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求道”是史学的固有属性之一。中外史学发展史表明，历史研究一定是会打上道义烙印的。当我们研究二战历史时，史家们对于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对于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南京施行的大屠杀，自然会从道义上对这种反人类的行为作出谴责、挞伐；而这种谴责、挞伐，当然是符合人类文明与伦理的正义之举，也是在道义上对史家的一种必然要求。
其次，中国古代史学“求道”的具体内涵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就维护纲常伦理道德而言，我们认为任何社会都需要有自己的道德规范，这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保证。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社会和大一统国家，如果没有一种伦理道德来维系，农业社会文明的发展和大一统国家的巩固都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层面来讲，史家自觉维护纲常伦理道德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就王权合法性的神意解说而言，这一方面有助于新兴政权的巩固。在中国古代，只有通过神化王权，才能建立起王权至高无上的权威，才能使王权受到普遍的尊重，从而有助于巩固新兴政权。另一方面也是重民政治的一种神意化表达。由于王权的至高无上在现实中找不到一种制衡的力量，人们便通过天来加以制约。君权天授其实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可以建立起君主的绝对权威，一方面又让君主置于天的权威之下，按照天的意志治理万民。而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人们将这种天志普遍解释为民志，所以董仲舒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其实这也是自《尚书》以来中国古代进步的史学家和思想家都普遍懂得的道理。
作者简介：汪高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100875汪高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思想史。
注释：
①参见拙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秦汉卷》第五章《司马迁的史学思想》，黄山书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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