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进取精神·凝聚意识·历史智慧
中国传统史学反映了中华民族具有革新进取的精神。这里，我想引证一位治中国思想史学者的论断：“中国的哲人留下了丰富的社会政治思想，其中贯注了珍贵的革新进取精神。人们拍打去其间凝聚着的灰尘，就会露出灿然的金光。对旧制度、旧思想的批评、抨击，对新事物、新世界的向往、寻求，这是中国古代哲人的精魂。要从腐朽看出神奇，要‘舍其旧而新是谋’。这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排除主观臆断，又需要剥肤见骨的辩证观点，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宝山在望，唯不辞辛苦地探检者能够不至空手而归。”（邱汉生《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特色》，《中国通史》第1卷）他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特色之一。这个论断及其所包含的方法论原则，对于传统史学和传统史学研究也是适用的。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史墨回答赵简子的话：“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这是对春秋后朝私门逐渐取代公室的历史趋势之合理性的明确承认。《国语·郑语》记郑桓公与周太史史伯讨论两周之际历史特点，史伯评论“王室将卑”周必衰，“国大而有德者近兴”，是指陈形势，肯定变革的大议论。《战国策·赵策》记赵武灵王就“胡服”决策事答臣下问，指出：“儒者一师而礼异，中国同俗而教离，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知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于礼之变，能与时化”。这是一篇从历史和理论上论证政策要适应形式变化的大文章。先秦时期史学中这种顺乎时代潮流、极言变革合理的思想，也贯注在秦汉以下的史学发展中，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出了历史发展的阶段、变化和进步。历代史书对皇朝的“盛世”和“中兴”，对改革者的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的记载，不绝于史。历代史论，如汉之贾谊、晁错，三国之诸葛亮、曹操，唐之唐太宗、魏征、杜佑、柳宗元，宋之王安石、郑樵，明与明清之际的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清之龚自珍诸家，莫不贯串着革新进取的精神。
中国传统史学所反映出来的民族凝聚意识，也起源于先秦史学。《左传》写出了华族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斗争和融合，写出了各族在春秋时期各大国霸业中之重要地位。其后，《史记》、《汉书》写出了大一统封建国家的宏伟画卷，而民族传、地理志则尤其突出地反映了多民族国家的凝聚意识。它们之后，历代史家多起而仿效，也写出了许多精采的叙述和论断。《资治通鉴》记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与群臣总结历史经验：“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顾谓褚遂良曰：‘公尝为史官，如朕言，得其实乎？’对曰：‘陛下盛德不可胜载，独以此五者自与，盖谦谦之志耳。’”（《资治通鉴》卷一九八）隋唐统一皇朝，华夷界限淡化，唐太宗此言，并非夸张之词。唐初修“五代史”、《南史》、《北史》，重修《晋书》，都贯注了“天下一家”的思想。《通典》著者杜佑从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上，阐说了“中华”与“夷狄”的区别与联系，主张在政策上要慎于对待“夷狄”。在传统史学里，关于多民族历史撰述“已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留下了相当多的历史资料，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撰述体裁，表述了不同的民族思想，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这些宝贵的遗产为我们研究民族史，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编写上的借鉴。那些认为中国史书只记载汉族不记少数民族的历史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32页）历史撰述上的这个传统，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和凝聚意识增强的历史过程，也反转过来促进了这种形成和增强的趋势。
中国传统史学十分重视从历史上发展中总结前人的活动和思想，以增益今人和后人的智慧。《易·大畜·象传》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个“德”，当然不限于个人的品德修养，它包括了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在现实中的运用。关于这一点，裴松之说得很好：“智周则万理自宾，鉴远则物无遗照。虽尽性穷微，深不可识，至于绪余所寄，则必接乎粗迹。是以体备之量，犹曰好察迩言；畜德之厚，在于多识往行。”（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
春秋时期，人们就十分重视历史知识的教育对于增益智慧的重要性。《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对楚庄王论教导太子事。〔庄王〕问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九种课程中有三分之二都跟历史知识有关。重视历史教育，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特点。清人龚自珍说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就是对这个历史传统的概括。
中国传统史学所集聚起来的历史智慧之光，绝不只是光照过去，它也照射现实和未来。司马迁提出的“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史纪·太史公自序》）论点，深刻地道出了史学的现实价值。后来杜预说的“彰往考来”，裴松之说的“总括前踪，贻诲来世”，杜佑说的“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司马光说的“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见《春秋左氏传·序》、《上〈三国志注〉表》、《上〈通典〉表》、《进〈资治通鉴〉表》），都是这个思想的延续和发展。至于王夫之说的：“故论［史之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照之者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这已经包含了朦胧的历史选择的思想了。
从历史知识到历史鉴戒思想，再到历史选择意识，这是传统史学中反映出来的对于历史智慧的积累和运用的发展过程。尽管这在传统史学中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但这种思想、理论的存在，这种历史传统的存在，是异常鲜明的。
四、传统史学在现代化中的位置
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需要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宏大的历史进取精神。这一方面来自外界的挑战和推动；另方面，这是更重要的方面，是来自自身的自觉要求。这种要求不仅具有迫切的时代意识，而且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这当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传统的新发展。
在现代化建设中，面对复杂的国情和多变的世界，中国需要稳定，尤其需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并使之成为高度自觉的意识。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分裂的政治局面。在分裂的局面下，经济、文化也并非没有一点发展，这是历史事实。但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对世界历史作出伟大贡献、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是秦、汉、唐、宋、元、明这样的大时代。这也是历史事实，而且是更重要的历史事实。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是爱国主义的深远的历史渊源。对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作出更多的阐述。
现代化建设需要先进的知识、丰富的智慧，特别需要拥有这种知识和智慧的人才。这种人才无疑应具有现代的意识。但是，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应当是“中国人”的现代意识。这种现代意识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也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特点的。不少从事文化研究或现代化研究的人都有一个共识：现代化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但它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在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又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也必将有中国的特点。科学地认识这个特点，就只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既有现实的方面，也有历史的方面。认清了世界的大趋势，认清了中国的国情，历史的选择才是科学的和可行的。在这方面，传统史学所积累的丰富的历史智慧，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
诚然，在现代化建设中，传统史学也需要得到现代意义的研究、解说和总结，这不仅对推动当前史学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推动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也有积极的作用。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同样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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