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早年从事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晚年潜心学术研究，著述宏富。他大力倡导输入西方新学理，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做到了融合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和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的优秀成果，揭橥“新史学”的旗帜，在多种学科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1]。梁思永是梁启超的次子， 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人类学专业，是中国第一位受过正规现代专业训练的考古学家，对中国考古学组织工作和科学发掘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本文试图以考古学为主要线索，将梁氏父子对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的开拓功绩作为中心，考察中国早期考古学所经历的风雨路程，并冀图说明中国学术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的奥秘所在。
一、梁启超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传统金石学的发达；二是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传入[2]。 梁启超在这两个方面均有研究和介绍，同时还密切关注田野调查和发掘，为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奠基性工作。
19世纪中叶，丹麦著名的考古学家汤姆森（Thomson·Christian）在史前考古学中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分期法作为欧洲史前技术发展史的三个阶段，通过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质料的演变，说明原始社会的发展历程，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为考古学界普遍接受。汤姆森的“三期说”于1848年被译成英文出版后，对欧洲考古学发展影响极大。1901年，受西方史学的影响，梁启超首倡“新史学”，猛烈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并拟撰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在《中国史叙论》中，他说明了编写中国通史的理论、思想、体例和分期等问题。其中第五章“有史以前之时代”，即介绍了当时正在欧洲臻于成熟的考古学理论--汤姆森的三期说。“1847年以来，欧洲考古学会专派人发掘地中遗物，于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学遂成为一学派。近所订定而公议者，有所谓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二铜刀期；其三铁刀期。而石刀期又分为新旧两期，此进化之一定阶段也。虽各地长短久暂，诸地不同，然其次第则一定也。”梁启超将石器、铜器、铁器三时代划分理论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相比附，“中国虽学术未盛，在下之层石未经发现，然物质上之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史前之史，决不为过。据此科学者所称旧新石刀两期，其所历年代最为绵远，其时无家畜，无陶器，无农产业。中国当黄帝以前，神农已作耒耜，蚩尤已为弓矢，其已经过石器时代。交人铜器时代之证据甚多，然则人类之起，遐哉邈乎，远在洪水之前有断然也”。[3] （中国史叙论）遗憾的是梁启超未能运用史前三期说写出一部中国通史远古时代篇。但是，他相当全面地了解了西方考古学的新概念，并已注意到田野发掘的作用。这种用欧洲近代考古学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研究的作法，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确实是一种十分进步的思想。
考古学在中国古代被称作“金石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宋代以来就很发达，逐渐形成一专门的学问。降及清朝，金石学随考据之学的发展而大为盛行，尤其是乾嘉以来的学者，利用新出土的古器铭文证经纠史，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工作，真可谓名家辈出，著述如林，一时蔚为大观。梁启超对清代学术有精深的研究，先后撰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和文章。他认为“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者”，并列举了一些研治金石学的荦荦大家及其著述。如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证》、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梁启超把清代金石学研究分作几派：其中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黄宗羲一派从金石中“研究文史义例”；此外，还有翁方纲一派“专讲鉴别，则其考证非以助经史也”；包世臣一派“专讲书势，则美术的研究也”。其后，金石学研究范围扩大，考证的商周铜器的“金文字兴，而小学起一革命”。因为“诸器文字既可续，其事迹出古经以外者甚多，因此增无数史料”。同时对美术史的研究也大有裨益。梁启超特别提到了殷墟甲骨文的出土，虽然“惜文笔简，足供史料者希，然文字变迁异同之迹可稽焉”[3] （清代学术概论）。而甲骨和简牍的发现，不仅扩大了金石学的研究范围，而且为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
1926年10月20日，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访问中国。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中外学者济济一堂，宣读他们撰写的关于考古学的论文。时在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的梁启超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并作了演讲，题为《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在这篇演讲中，梁启超首先回顾了中国考古学的萌芽时期，即北宋的金石学。他列举了几位著名的金石学家及其著作，如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薛尚功的《钟鼎彝器款识》，吕大临的《考古图》等。接着，梁启超重点介绍了清代金石学的研究成就，将其分成石、金、陶、骨甲及其他四类，分别概述了各类研究对象、内容及成果。最后，梁启超作了展望，认为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仍很幼稚，可以发展之处很多”。进而他提出努力的方向：一是加强田野考古发掘，并圈定了中国几处最有潜力的发掘地区（新疆、黄河上游、下游及古代坟墓，大城名都、废墟等）；二是“方法的进步”，包括继承传统金石学研究方法，引进西方考古学新理论（地质学、人类学等）。梁启超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全国高等教育机关均设考古专科，以期开辟中国考古学的新纪元。[3]（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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