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掘仅持续了一个月，城子崖遗址的丰富文化内涵远没有得到揭示。因此，1931年秋，梁思永受命主持第二次发掘工作。这次发掘的目的很明确：“第一是想在彩陶区域以外作一试验；第二是想看看中国古代文化之海滨性；第三是想探探比殷墟--有绝对年代知识的遗址更早的东方遗址[8]（《城子崖序》）。 梁思永不仅参加了遗址的发掘过程，还负责整理编写考古发掘报告。《城子崖--山东历城龙山镇黑陶文化遗址》一书于1934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梁思永除了亲自撰写其中的几章外，还负责将全部稿件审阅和修改。此外，他又撰写了《龙山文化》一文，综合了鲁西、豫北、皖北、浙江等地龙山文化遗址的材料，简明扼要地叙述了龙山文化的面貌，分析了其特征，预见到龙山文化能划分为不同的区域类型，并探讨了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联系。这是迄今为止介绍龙山文化最精辟的一篇论文。由于梁思永为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因而对龙山文化的认识具体而深刻，代表了龙山文化研究的最高水平。
此后，梁思永又主持了安阳后冈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小屯文化，从中找到了与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具体层位关系，进而确定了龙山文化早于小屯文化而晚于仰韶文化，肯定了位于黄河中下游这三种文化的时代序列。梁思永根据发掘材料，写了《小屯、龙山与仰韶》和《后冈发掘小记》[6]两篇文章，第一次按照地层学上的证据， 确定了仰韶和龙山两种新石器文化的先后关系以及二者与殷墟文化的关系，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即第一次发现小屯、龙山和仰韶三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叠压关系。这就是考古学史上著名的“三层文化堆积”，为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理论模式。
1939年，梁思永应邀出席了第六届太平洋学术会议，用英文发表了《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的论文[6]。 全文共分五部分：遗址发现的年代及其在地理上的分布；龙山文化的一般特征；三个区域的划分；地层和年代；与殷商文化的关系。在全面概括了龙山文化的一般特征之后，梁思永根据观察到的各地文化“相”的显著区别而呈现出的地区差异，将龙山文化划分为三个区域：即沿海区、豫北区和杭州湾区。而诸如山东西部的城子崖、豫东的永城和皖中的寿县，则处于文化接壤地带。针对当时有人认为龙山文化是小屯商代文化的来源问题，梁思永指出豫北区的后冈二层才是殷商文化的直接前驱。“三区说”的提出，大大推进了龙山文化的研究，提高了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
城子崖遗址发掘的学术意义在于：它纠正了安特生将仰韵与龙山两种文化混在一起，得出“粗陶器要比着色陶器早”的错误结论，进而推动了殷墟发掘中地层学这一考古新方法的运用，也使学者们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将殷墟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的重要性，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安阳殷墟的发展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不仅规模巨大（共15次），而且收获甚丰。梁思永主持了五次，其中尤以第十、第十一、第十二这三次发掘安阳西北冈侯家庄王陵最为著名。发掘工程之浩大，发掘物之多，都是中国考古发掘史上空前的。梁思永克服经济和技术上的种种困难，以“超人的远见卓识及对实地情况的全面了解”[4]，圆满完成了任务，为殷商社会历史的研究，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李济评价道：“梁君是一位在田野工作训练的考古家，并且对于东亚的考古问题作过特别的研究，两年来，他对考古组的组织上及方法上均有较重要的贡献。”[9]可惜， 安阳殷墟的发掘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而被迫中断了。
抗战期间，梁思永随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起南迁，辗转南京、长沙、昆明、重庆等地，历经颠沛流离之苦。但是，即使在环境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梁思永也没有放弃研究工作。在昆明郊区的两年时间里，他初步审阅了侯家庄的发掘记录，并完成了发掘报告的初稿。梁思永的初稿还包括一个初步拟定的目录表：第一章：地理情况、位置和西北冈墓地之一般环境；第二章，发现记事；第三章，发掘；第四章，侯家庄西北冈的文化层和殷墓在地层堆积中的位置；第五章，大墓：总的叙述；第六章，大墓分述；第七章，小墓：总的叙述；第八章，小墓分述；第九章，遗物：分类叙述；第十章，装饰陶器的分析；第十一章，人骨；第十二章，动物骨头（包括鸟）；第十三章，晚期墓；第十四章，小墓分析；第十五章，殷墓在地层中的位置，列表分析；第十六章，出土物登记表。[4]梁思永写成初稿后，与考古资料放在一起，不久， 他又随历史语言所搬迁到四川南溪李庄，继续研究王陵出土的青铜器和石刻。正当他全身心投入工作之际，不幸患了肺结核，被迫卧床休息。因此，侯家庄发掘报告的最后几章未能写完。抗战胜利后，梁思永到北京疗养，而西北冈的记载和实物被运往南京，后又迁到台湾，由高去寻在梁思永手稿的基础上编辑，注释，并用许多图版和插图修订，收入李济任总编辑的《中国考古报告集·侯家庄》之中。这份发掘报告共六大本，到1976年才全部出齐，成为中国近代考古报告中的精华和楷模。
梁思永关于侯家庄王陵的报告手稿条理清楚，内容全面，叙述精确，是这位天才考古学家对中国田野发掘报告的写作所树立的典范。倘若没有这本基本资料，高去寻根本不可能完成撰写侯家庄王陵报告的艰巨任务。这也是梁思永留给中国考古学的一笔丰厚遗产。
梁思永不仅在遗址的发掘、报告的撰写上有突出成就，而且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也卓有建树。考古学方法基石之一的类型学，就是由他阐释和实践的，用之于研究西阴村与仰韶之间无彩陶的关系。此外，他还认为要了解古人如何制作器物，最好能从现在的民间手工艺技术入手。为此，他在北京曾调查过工匠制造玉器的技术，并搜集工具标本。在昆明期间，他从民族学、人类学方面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民情风俗作了调查，从对埏泥、成型、烧窑等方面制造陶器的研究，到对农业灌溉系统和青铜器工业的考察，而这种观察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在安阳发掘中收集到的考古资料的理解。梁思永的这些做法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欧美等地风靡一时的新考古学的某些理论不谋而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引入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实验分析的方法等，可以说是新考古学一派的先驱。可是梁思永这些闪光的思想却没有写成文章，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尽管如此，梁思永在中国考古学上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尹达说：“当时在考古发掘方法上，思永先生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使中国的青年考古工作者积累了比较丰富的中国田野考古的经验。”[10]夏鼎也说：“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贡献，野外考古发掘方面自加入殷墟发掘以后，对于组织和方法上都有重要的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的科学水平。”[11]他们都一致强调梁思永在田野发掘方法上的推进之功。
综上所述，由于梁启超对传统金石学的总结研究，对西方考古学理论的介绍，以及对田野发掘的扶持，加上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李济西阴村考古发掘的实践，中国近代考古学得以发轫。总体说来，梁启超提倡有力，但因年龄、精力以及研究范围所限而实践不足。梁思永恰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以自己的实践对建立科学的考古学，贡献尤巨。梁氏父子为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实有开拓之功，犹如夜空中两颗闪亮的明星，交相辉映，光照千秋。他们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贡献与成就，薪火相传，体现了中国文化绵延久远的内在精髓。
收稿日期：1999-11-01
【参考文献】
[1]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M].梁启超：近代文化的开拓者。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陈其泰。史学与民族精神[M]. 梁启超与中国史学近代化。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
[2]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A].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C].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
[4]李济。安阳--殷商古都发现、发掘复原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5]丁文汇、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6]梁思永。考古论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7]梁思永。 城子崖发掘报告[A ]. 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C ].1934.
[8]傅斯年选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9]安阳最新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J ] . 安阳发掘报告1933，（4）。
[10]悼念梁思永先生[J].文物参考资料，1954，（4）。
[11]梁思永先生传略[J].考古学报，19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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