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谢国桢先生，字刚主，晚号瓜蒂庵主，祖籍江苏常州，河南安阳人。1901年（农历）四月初十出生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先生年幼时，父亲宦游在外，吃喝玩乐，全然不问家计，后来另娶侧室，更是不顾子女教育。而旧式大家庭中矛盾丛集，因此先生备受排挤，不仅生活较为清苦，并且无法进入正式学校接受教育，由祖母朱夫人抚养，仅读过几年私塾而已。所幸朱夫人善书能文，是位爱好文史的家庭妇女，她经常教孙儿念《唐诗三百首》、《诗经》、《长恨歌》等，并给孙儿讲《史记》、《西游记》、《聊斋志异》故事，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每至可喜可谔之事”，先生“听之入神，虽更深人静，两目迷矇，催之再三，犹不肯入睡，必强要祖母明日再讲而后已。”（注：谢国桢：《悔余诗集》（稿本）卷1。 ）可以说朱夫人是对先生童年时代影响最大的启蒙教师。
先生的祖父谢愃，嗜书成癖，插架甚丰。先生少年时虽然家道中落，但家中仍有《说文解字》、《文心雕龙》、《何氏语林》、《唐文粹》等书供其翻阅。耳濡目染，先生遂对文史产生兴趣。
18岁时，先生离开安阳到天津南开中学求学，尔后抱着一腔爱国热情参加“五四运动”，上街游行，抵制日货，并成为爱国团体“敬业乐群会”的会员。由于不谙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不久他转入北京汇文学校预科学习，毕业后连续三次投考北京大学文科，皆名落孙山。当时求学无门，又添妻小之累，家境拮据，先生颇有“望红楼而兴叹，临歧路而蹉跎”的伤感，（注：谢国桢：《悔余诗集》（稿本）卷1。 ）忧愁悲恻，几至成疾，但先生并没有潦倒，在逆境中他不气馁，不自弃，好学之心挫而弥坚，一边做家庭教师维持生计，一边从桐城吴北江（闿生）先生学习诗古文辞，经过数年刻苦地努力，终于在1925年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名列榜首。
（二）
考取清华研究院是先生一生的重大转折点。当时清华研究院人才荟萃，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李济等饱学之士，皆执教其中，尽管衣食学费无着，先生仍以极大的毅力边读书，边教私馆，过着清苦的勤工俭学生活。由于长年的工作学习，先生已具有一定的史学修养。进入清华研究院后，先生追随诸导师，更是如鱼得水，勤奋学习，知识猛进。他受学术大师梁启超先生教诲尤多，得以钻研明清史事，并在读书期间发表了处女作《明季奴变考》。
《明季奴变考》是先生受“五四”新思潮影响而写的论文，他敏锐地指出：“奴变一事，是在吾国社会史上很重要的问题。”“明季奴有索卖身契，和只许一代相统的事，这显然含有民族阶级运动的意味在内。”肯定了“奴变”是明季阶级斗争的一环。先生在文章中还分析了明清蓄奴之风转盛的原因，认为除受元代蒙古族奴隶制度的影响外，还与经济发展有关，他说：“我以为社会上发生了奇异的状况，于社会经济的背境，有必要的关系。”文章最后还呼吁道：“历史上的事情，往往在人们不注意的地方，我们细心去研究，可以得到不少的收获。所以古代的风俗和社会的情状，常常在极小的地方可以发见，吾盼吾国的历史家在‘高文典册’的地方，固可以注意；但是社会上琐屑的地方何妨拿一点比较，和整理的方法，研究一下呢！”（注：谢国桢：《明季奴变考》，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1982年中华书局版， 第234页。）文章草成后，曾请孟森先生斧正，但孟先生却认为此文接受外来思想，侈谈阶级斗争，颇不以为然。然而后来的实践证明，先生在此文中所坚持的研究方法与观点，都是具有科学性的。后人在评论中指出，先生“对奴变的地位和性质做了一个初步科学的规定。这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他是“国内较早”用阶级斗争眼光“去观察和研究被压迫阶级斗争历史的学者之一”；“这篇著作对后来的学者是有影响的。我们不太费力就可以找到后来的学者在研究同一历史问题时受谢老启发的痕迹”。（注：何龄修：《悼念谢国桢先生》，见《清史论丛》第5 辑，1984 年中华书局版，第1～9页。）
1926年，先生从清华研究院结业后，到天津“饮冰室”协助梁先生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继续研习文史，并兼任梁先生子女思达、思懿的家庭教师。
梁先生毫无大学问者的架子，和易近人，待学生如子侄，又好谈古论今，慷慨淋漓，汪洋恣肆。先生不仅每天与梁先生同桌用餐，而且茶余饭后，听梁任公纵谈治学经验和明末清初遗事，兴味盎然。师生问答，热烈融洽，每至夜阑更深，几忘疲倦。在梁先生的薰陶下，他对金石学、版本目录学和明清史愈来愈爱好，从此走上研究历史科学的征途。梁先生的教诲，使先生一直铭感在心，晚年他在回首往事时写道：“由于我读过梁先生著的《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及清江藩《汉学师承记》，因之我曾研究过顾炎武、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在这个基础上，梁先生又给我讲明末清初的遗事，我之所以喜欢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就导源于此。”（注：谢国桢：《我的治学经验》，见《书林》1980年第5期。）“桢之所以略知史部簿录之学， 纂辑《晚明史籍考》，研治明季‘奴变’，清初东南沿海迁界，江南园林建筑，以及南明史迹，粗有辑著，皆由先生启迪之也。”（注：谢国桢：《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后记》，见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198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79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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