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南明史略》出版后不久，先生即应郭沫若之召，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任研究员。
先生对明清史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他认为要将明清史的研究深入下去，必须扩大研究领域，除政治、文化外，还应对明清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先生又认为，官修的正史有许多隐讳不可靠的地方，要广泛地考究明代社会经济情况，同样不能不注意野史笔记、私人诗文集、地方志乘，以及各项档案资料。调入历史所后先生在继续从事明清野史笔记研究的同时，开始搜辑野史笔记中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他先后发表专著《明清笔记谈丛》，和《明清笔记稗乘所见录》、《有关郑成功史乘辑录》等文，介绍各地稀见的明清史料，受到学术界的欢迎；并且完成六十五万字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的编辑工作。这部资料选编是从五百余种史籍中“披沙捡金”而得，它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工艺美木、科技发明、商品经济、工商业政策、阶级分化等方面，洋洋大观，是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史的一部有用的参考书。在当时“假、大、空”学风日益蔓延的情况下，先生坚持从事艰辛的资料研究和整理工作，为同行提供资料线索，这种不求闻达、甘作“铺路石”的献身精神更显得难能可贵。以后《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在粉碎“四人帮”后得以出版。
由于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左”的思想干扰，使许多文史工作者产生如临薄冰之感。先生倾力于史料研究，“述而不作”，也含有避免是非的因素。然而他对“假、大、空”学风不是不无忧虑的，他坚持认为：
研究历史事实，必须明了当时社会的背景，事实的发生与发展，融汇贯通于胸中，取得事物的内在联系，对于每一事物提出自己的看法，写出文章来，才能够“言之有效，持之成理”。不然的话，但凭个人的意见，不顾客观的事实，随心所欲地找几条材料来作佐证和充实自己的意见，那就会对某一个事实见首而不见尾，光见事物的片面或表面，而不见事物的本质和根源，那就好象见人而不见物，光见树木而不见树林了。（注：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自序》，198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页。）
根深而叶茂，本固而枝荣。1963年先生在四川大学讲学时发表的论文《明末清初的学风》，就是反映先生治学旨趣的又一篇代表作。在这篇三万余言的论文中，先生以深厚的功力，旁征博引，纵横辩析，解剖了明末清初“天崩地坼”的社会背景，揭示了当时学者们在这场痛苦变革中复杂的思想情感，阐述各种学术形成的原因，指出学者们由空谈心性转而探索经世致用；由专习孔孟转而博通群经，旁及诸子百家；由藻饰诗文以争奇斗富，转而为潜心写史以总结沉痛的教训。这些深刻的转变，形成了一种风格豪迈、气节坚贞、博大精深和务实的学风，不仅在思想界、文学艺术与科技领域内得以表现，人才辈出，思想活跃，而且对海外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先生还指出，明末清初的学风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东汉乡评清议、魏晋清谈、宋明理学相埒，是我国文化史上一朵放出异彩的奇葩。
全文摆事实，讲道理，生动淋漓，朴实有力，与“假、大、空”者大相径庭，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好评。先生暮年在选编自己的论文集时，因而录此文居首篇，并且亦以《明末清初的学风》作为论文集的书名。
（八）
“文革”中，先生被打成“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受尽凌辱，一度被发配河南息县明港干校“改造”，老伴亦含冤病故。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能够动摇先生献身史学研究的决心，尽管当时先生所喜爱的明清史料大多被查封，但他别辟蹊径，利用《史记》、前后《汉书》、《文物》、《考古》等未被查封的书籍，继续从事学习与研究。受鲁迅先生关于利用汉画拓片来反映汉代社会生活的编撰计划之启发，先生遂努力搜采汉代史料、考古新发现，结合自己过去对汉碑、汉画研究的心得，辛勤笔耕。
汉代与明清时期有迥然不同的特征，先生对汉代的研究自然不如研究明清史得心应手，但他并不畏难，更不肯虚掷光阴。先生认为只要“掌握大量的资料，熟悉当时的社会情况，披坚执锐，得知其中的肯綮，取得内在的联系”，总是能够“持之有物，言之成理，不致于徒说空话”。（注：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前言》，198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版，第1～2页。）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中，他对自己从事的汉代社会生活研究充满了自信，坚韧不拔，从1972年开始， 经过两个冬春， 于1974年完成了十余万言的《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这部专著尽可能利用考古新成果、新史料，从城市、交通、居民成份、农业与手工业发展、科技、社会习俗、衣食住行、文化艺术、统治人民的方式、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人民的反抗斗争等多方面、广泛地概述了两汉社会生活。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写法和内容上具体而微，图文并茂。“文革”后先生又对此书修改增补，有考有述，更为翔实，出版后评论家称此书是从“新角度”研究秦汉史的专著，“由于具体而微，图文并茂，因此全书具体、生动、形象地向读者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两汉社会，令人读了既有知识和历史感受，又有艺术感受”，该书“对两汉史和古代民俗研究颇有参考价值，它为秦汉史领域如何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注：罗俊义：《具体而微，图文并茂》，见1986年7月7日《文汇报》，第3版。）
在“四人帮”肆虐时期，一些“四人帮”的亲信企图利用先生的声望为他们的影射史学服务，遭到先生的拒绝，他决不做这种违心俯就的事。对于群众对他的保护，先生十分感动。种种共同的患难，使他与所内的同志关系更为融洽。他相信党，相信群众，不气馁，不悲观，忘情生死，对胜利充满了乐观，最后终于盼来了“四人帮”被粉碎的大庆日子，盼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心情舒畅的大好形势。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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