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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史馆探微(2)

第二,史馆设置的地点不在它所隶属的翰林院中,而在禁中左顺门内的内阁及其诰敕房东阁附近。
    明清各种关于明代制度的史书都记载了翰林院的情况,却很少提及史馆。因为明代的翰林院与史馆并不在同一个地方。明代的翰林院职责比较冗杂,制诰、史册、文翰等事均属其职掌,因此,翰林官员工作的地点和机构不可能都在翰林院内,有的与翰林院在一起,有的则远离翰林院,“盖翰林院乃朝廷司笔札文翰之臣,分局供职,讲读有讲读厅,修撰、编修在史馆,检讨有检讨厅”(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之十二,《史八》。)。根据赵洛所绘的明清翰林院的平面图,可知翰林院中有署堂、编检厅(即上述之检讨厅)、讲读厅、待诏厅和典籍厅,但无史馆(注:赵洛:《明清玉堂之署--翰林院》,《文史知识》,1982年第6期。),说明史馆是单独开设,与翰林院公署不在一处。 另据清代永瑢《历代职官表》卷二三的案语称:从明代起,由于“图籍文史移之翰林院,于是翰林始有馆阁之目”,但是明代翰林院中并无馆的建置,所以明代“虽有此称,而并无其地,于名实仍不相副”(注:黄本骥:《历代职官表》卷二十三,永瑢案语,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但是,这并不是说史馆就不存在,只能说史馆与翰林院不在一处。
    明翰林院的位置与清朝一样,在北京承天门(清称天安门)以东的东长安门(清称长安左门)外、御(玉)河桥西南。据明代对翰林院十分熟悉的孙承泽称:“翰林院在东长安门外,北向,其西则銮驾库,东则玉河侨,元之鸿胪署也。正统七年始建为院。”(注: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二,《翰林院》。)从翰林院的位置来看,它显然处于午门外的外朝之地(注:翰林院原是萃集文土、画家、御医诗人以为皇帝供奉顾问的内朝机关、到明清时才逐渐转为外朝官,处理国家之事。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词目》中有关“翰林院”的解释云:“明代始将修史、著作、图书等事务并归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历代职官沿革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3月。)。然而, 翰林院下属的史馆却设在午门内的皇宫中。确切地说,明代史馆距翰林院的内署机构--内阁相距不远。关于史馆的位置,明代未见有专门而集中的介绍,但从很多零散的史料中,我们可以考证出史馆的大致方位。从午门进入皇宫,迎面相对的是奉天门,奉天门后面便是明代最主要的朝堂奉天殿(嘉靖后改为皇极殿),午门-奉天门-奉天殿这一南北轴线的东面,有一排平行的庑房,庑房的正中有一门,坐东朝西、这便是左顺门,它与午门及奉天门相垂直。进入左顺门后的东南处,便是内阁的办公地点文渊阁,据明代内阁大学士彭时称“文渊阁在午门之内之东,文华殿南面”,“凡十间,皆覆以黄瓦。”(注:彭时:《彭文宪公笔记》,《国朝典故》卷之七十二,第1586-158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又黄佐:《翰林记》卷二同。关于内阁的方位, 还见于黄瑜:《双槐岁抄》卷四,宜庙御制文渊阁铭序;杨士奇:《杨文贞公文集》卷一,“御书阁颂”;太监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七,“宫殿规制”;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七,“明内阁有象牙棋”。)。具有“内阁私门”之称的东阁,则是内阁的诰敕房。焦竑指出:“东阁在六馆之下,……以翰林学士年深者居之,专管文官诰敕事。”(注: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六,《事例》。)。而修纂了实录等众多史书的史馆,便与东阁相连。《明会要》载:“东阁在左顺门,廊接史馆。虽有大学士官,其职在文渊阁,而司诰敕官多坐东阁。”(注:龙文彬:《明会要》卷三十,《职官二·宰辅杂录》引王圻《通考》。)据曾为史官的尹直讲,景泰间某日,帝驾从对面的右顺门过,正在史馆修史的“左顺门诸公(史官)多踦东阁门争睹之”(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足证史馆在禁中的左顺门附近,距东阁不远。更有说明力的是,黄佐在《翰林记·史馆》中明谓“今史馆凡十所,在东阁之右”。由于史馆紧邻东阁,所以史官若旷工,史馆的负责人便会“揭不至者职名于东阁上”。史馆总裁陈循曾为此写了一幅对联:“朝参未到,荷圣朝恩有覃时;纂述不来,奈史馆书无成日”(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明实录》的修纂就是在史馆中进行的,据其进呈程序,也可以发现史馆的确切方位。《宣宗实录》卷六十一载:“(宣德五年正月)壬戌,进两朝《实录》。前一日,设实录案、表案于丹陛之东……设宝舆及香亭于史馆。是日早,监修官英国公张辅等率总裁、纂修官皆朝服,捧《实录》置舆中……鸿胪寺官朝服引《实录》舆……从左顺门东廊出,由金水桥中道行、监修等官皆后随至奉天门下。监修、总裁、纂修等官捧《实录》置于案。”送《实录》的宝舆设在史馆,说明《实录》是在史馆修纂的;史官迎《实录》的路线,正是从左顺门东廊经过,然后到奉天门进呈,说明史馆的方位就在左顺门附近的内阁及东阁一带。
    第三,明代史馆共分为十馆,其中东面四馆主编纂史料,西面六馆主修纂史书。
    明代史馆的内部结构,据前引黄佐之说,分为十所(十馆)。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证据。尹直曾称,成化间编纂《宋元通鉴纲目》时,是“各馆分修”而“通行校正”的(注: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三。)。这表明史馆内部并非只设一馆。对此,查继佐《罪惟录·艺文志》有进一步的记载:“(成化九年)十一月,命纂辑《宋元续纲目通鉴》,亦亲为序。时纪事纪言之制不复,凡修史取诸司奏牍,分六部即十馆成之,总裁主删润……”这里明谓史馆分为十馆。关于这点,费宏的《进武宗实录表》也可以证实:“臣宏等发金匮之秘藏,萃皇华之咨度,义例准乎前史,笔札给于尚方。十馆星分,礼乐政刑之不紊。”十馆星分,既证明了史馆下设十馆,也说明十馆不全在一栋房子里面。张居正的《议处史职疏》向我们提供了更详细、更有说服力的史料,他说:“照得东西十馆原系史臣编校之所,密迩朝堂,纪述为便,今合用东馆近上四所,令史臣分直其中:一起居,二吏户,三礼兵,四刑工。”(注:《张太岳全集》卷三十九;又《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三十五。)张居正明确指出史馆共有东西十馆,是史臣编纂校正的场所,离朝堂奉天殿很近,这种描述,与我们上面考证的方位大体一致。十馆分为东面四馆与西面六馆,二者在职能上有所区别:西面六馆一般是修纂史书的场所,如修《武宗实录》时,检讨陈寰曾提到过“迩者采尚书故实,上六馆”(注:焦竑:《玉堂丛语》,卷之四,《纂修》。)。上六馆,意思是将政府六部的公文档册交史馆中的西面六馆编纂。六棺与东阁相连,所以才有“东阁在六馆之下,廊接史馆”的记载;至于东面四馆,则可能曾经用来编纂和整理史料,所以张居正才建议将此四馆用作起居注和六曹章奏的编校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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