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领域被忽视的史家
中国历史编纂学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并具有不断开拓创新的传统，不仅创造出以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为主的多种体裁，而且每种体裁也都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不断获得丰富和完善。“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的途径。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刘知几所谓才、学、识，章学诚所谓史德，都可以在这里有所体现。”[1]这段话很好地说明历史编纂绝不是“剪刀加浆糊”的简单技术层面工作，而是史家学、识、才、德的重要载体，以此视角开展史学史的研究，将展现出更开阔的学术视阈。步入20世纪以后，诸多史学名家如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张荫麟、罗尔纲以及白寿彝等都曾对历史编纂进行了探索并作出创造性贡献，白寿彝主编的大型《中国通史》更是在总结和发扬历史编纂学遗产的基础上，创造了立体式撰史的新综合体，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然而，在20世纪历史编纂的探索过程中，有一位史学名家亦曾作出独特贡献而未得到学界应有重视，他就是吕思勉先生。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出身书香门第，其曾自言“家世读书仕宦，至予已数百年矣”[2]434。他一生著述宏富，在中国通史、断代史、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字学等方面都写下了大量的论著，总量超过一千万字。严耕望曾推其为现代史学四大家之首：“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风格各异，而造诣均深。”[3]其诸多著作中，以两部通史(《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和四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最有影响，以独创性的体裁体例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内容推动了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尤为可贵的是，通史编纂因其时间跨度大，资料浩如烟海，有待考证的问题多如牛毛，而被当时学人视为最艰难的事业，他却以一人之力独立撰成两部成功的中国通史，不愧为一代史学大师。对其在历史编纂上的探索和贡献，我们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上，而应结合其治史旨趣、学术思想和方法的不断进步加以深入剖析，方能给予更全面、准确的评价。
一、《白话本国史》：开创中国通史编纂的新纪元
《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的第一部中国通史著作，于1920年拟定写作序例，1922年成书，192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出版后即风行全国，一版再版，长期被用作大学教本，并且是广大青年用以自修的读物，从而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有影响的通史之一。此书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承继新史学统绪、熟练运用进化史观撰写中国通史的代表性著作。在其之前，尝试运用进化史观撰写通史较著名的是夏曾佑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两部教科书式著作都具有开创性，但同时亦存在理论运用机械化问题，而且严格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通史，夏书写到隋朝，刘书更是只写到西周末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社会呼唤一部全新通史的出现，因而吕氏这部从方法到内容都焕然一新且一直写到民国的新式通史一出版即大受欢迎。顾颉刚评价说：“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4]256这部书在历史编纂上的特点和成就最突出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以进化论为指导，揭示历史发展大势，反映社会生活全貌并注重探究因果的编纂主旨。
这部书采用白话文撰写的方式，以与新文化运动相呼应，在体裁上则选用由西方传入而广为学人所采用的章节体，同时，设置序例、绪论以阐明本书特点及著述宗旨等。他在序例中首先标明其书不同之处在于：“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现在读史，自然和从前眼光不同；总得在社会进化方面著想。”[5]序例而在绪论中则这样为“历史”下定义：“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5]绪论同时又指出治史最要紧的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5]绪论。他鲜明地标示其编纂主旨在于以进化论为指导，以科学的眼光和方法重新审视和整理旧有材料，揭示历史发展大势，探究人类社会整体演进历程并分析原因、总结规律。
首先，他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史(秦以前)、中古史(秦汉至唐朝全盛期)、近古史(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近世史(元朝至清朝中期)、最近世史(西学东渐至清朝灭亡)和现代史(辛亥革命以后)六个时期加以论述。历史分期是通史撰述的关键，反映了史家对中国历史演进大势和阶段性特点的把握。他的这一分期未必恰当，但却是其进化史观最直接的表现，说明他突破旧史以朝代兴替为划分标准，而代以社会变迁为依据，且其依据颇有见识高明之处。比如，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大变迁表现在井田制的崩坏以及“(一)贵贱的阶级破，贫富的阶级起。(二)共有财产的组织破坏，自由竞争的风气大开”[5]143，因而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的一个大界限。而且，他指出，“从秦汉统一以后，直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二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变更”[5]328，其根本原因在于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的社会组织始终没有根本变化。这种创新见解对史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所以能有如此见识，不仅因为其对整个中国历史发展大势有宏观的把握，亦在于他已经将社会经济作为观察和分析历史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他还将这种以划分阶段来揭示历史进程的方法熟练应用到各种具体问题的论述和分析中。比如，他将中国学术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及晚明有清六大时期，且指出清代汉学的实事求是精神使“中国人易于迎接西洋人科学思想的原理”[5]658；指出康有为创造孔子托古改制之说，主张社会进化，“实在对于几千年来迷信古人的思想，而起一大革命”，并认为清代学术“如剥蕉抽丝，逐层进步；至于此，则已图穷而匕首现了。而西洋的思想，适于此时输入。两种潮流，奔腾澎湃，互相接触，就显出一种‘江汉朝宗’、‘万流齐汇’的奇观”[5]660。真可谓见识高远而又切中肯綮。当然，其注重对历史大势的把握还有诸多表现。比如，在评价历史人物功过时将其置于历史发展时势中；敏锐地观察到三国时代是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孕育时期；准确地指出乾隆盛世是清朝由盛而衰的关键时期；每个时代都附有世系图表；等等。
其次，他在论述历史进程时增添了许多社会组织、人民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内容，以求反映社会整体情状，使读者得窥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这较旧史或偏重人物传记、或侧重理乱兴衰、或专记典章经制而言有根本性进步，他所追求的是在进化史观统摄下，尽可能完备地记载能够反映社会方方面面的史实，并努力探求其演变轨迹。他希望通过对史料的爬梳和融会贯通，向世人展示一幅中国社会整体演进的动态画卷，而不是呆记史事或偏重某一方面的记载。因此，他在每一篇中都设置专门章节来论述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比如，他在上古史中设置“古代社会的政治组织”、“古代社会的经济组织”和“古代的宗教和文化”；在中古史中设置“秦汉时代的政治和文化”和“从魏晋到唐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情形”；在近古史中设置“宋辽金元四朝的政治和社会”；等等。从具体内容来讲，他对每个时期的官制、教育和选举、兵制、刑制、赋税、货币、学术等都进行了最简明扼要的论述，并能抓住它们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和内在的演进逻辑。比如，他在论述秦汉官制时指出其特色有三点：1、宰相权力仅次于天子，九卿亦各有独立职权。2、外官阶级少而威权重。3、地方自治的思想尚有存留。[5]220在论述魏晋隋唐时期官制时指出，宰相渐渐失其权，九卿渐渐失其职，外官权力则有日趋于重之势[5]318-320。而在论述宋代官制时又指出，“从秦汉的官制，变成隋唐的官制，是六部专权，九卿失职。从唐朝的官制，变迁成宋朝的官制，则是发生了许多临时特设的机关，而六部亦失其职”[5]460，外官则取中央集权主义。因此，如果将其关于每个时期某一制度的论述合到一起，就是这一制度的变迁史，由此亦可见其通达的史识。而且，他十分重视赋税制度的记述，因为他认为“中国史家记载平民的生活状况，是很少的。却是当时的田赋制度，便是当时‘农民生活状况的反映’”[5]328-329，其力求反映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愿望可见一斑。
第三，他不仅重视探求历史发展大势，揭示社会生活整体情状，而且注重挖掘历史演进和社会演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其曾言：“凡论史事，最宜注意于因果关系。”[6]64比如，他在论述春秋战国时期游士风气兴起的原因时，认为这与当时的社会情势密切关联，指出东周以后，“贵族政体渐次崩坏；做专官有学识的人，渐变而为平民；向来所谓某官之守，一变而为某家之学；民间才有‘聚徒讲学’之事……民间有智识的人，一天天增多；贵族里头，可用的人，一天天减少”，因而不得不进用游士，而当时讲求学问的人，则渐渐以利禄为动机，“可见得社会的文化，和物质方面大有关系”[5]114-115。再如，他认为政治变动的原因要从社会组织的变迁上去探求。他总结豪杰亡秦时，认为这是“中国平民革命第一次成功。以前汤放桀，武王伐纣，秦灭周，都是以诸侯革天子的命”。随后其引《史记·高祖本纪》所载刘邦的无赖行径，并指出辅佐他的人亦大多非世家子弟，而竟然成功了，其原因“实在就是社会组织的变迁”[5]176-177。他注重从阶级关系和社会组织的变迁分析历史问题，因而能得出不同于常人的新鲜见解。
以上所论编纂主旨，与梁启超所开创新史学的理论方法正相发明，吕思勉实为新史学旨趣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他说：“予年十三，始读梁(启超)先生所编《时务报》。嗣后除《清议报》以当时禁递甚严未得全读外，梁先生之著述无不寓目者。粗知问学，实由梁先生牖之，虽亲炙之师友不逮也。”[7]352又说：“他(梁启超)那种大刀阔斧，替史学界开辟新路径的精神，总是不容抹煞的。现在行辈较前的史学家，在其入手之初，大多数是受他的影响的。尤其是他对于政治制度，社会情形，知道的很多；他每提出一问题，总能注意其前因后果，及其和环境的关系，和专考据一件事情，而不知其在历史中的地位的，大不相同。”[8]两相比较，其治学旨趣正与梁氏一脉相承。此外，由其开始注意从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等视角观察历史问题来看，此时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虽尚未深究，但显然已受到影响。
(二)继承而又突破传统历史考证方法以再现历史真实的实事求是精神。
史家编撰史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真实、深刻地再现历史真实，而要做到这一点，殊非易事，不仅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亦须具备严密的考证方法。对此，吕思勉有清楚地认识：“研究历史，最紧要的就是‘正确的事实’。事实不正确，根据于此事实而下的断案，自然是不正确的了。然而历史上一大部分的事实，非加一番考据，断不能算作精密正确的。所以……要懂得汉学家的考据方法。”[5]9他九岁就已读过《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对考证学家广参互证、追根求源、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考证方法甚为信服，上文曾提及他“性喜考证”，才渐入史学一途。他认为“要明白一种现象的因果关系，先要晓得他的‘事实’。考究人类社会已往的事实的东西很多……然而最完全最正确的，究竟要推书籍。所以研究历史，仍得以‘史籍’为中心”[5]6，因此，其考证多于古代典籍中钩稽爬梳，而以二十四史为主。他六岁起开始读经史古籍，且每读一书均认真写作札记，68年风雨不辍，积箧累筐。①其读二十四史尤为用功，据黄永年记述至少四遍以上[9]，这种硬功夫，不仅今日大部分学者难以望其项背，即较乾嘉考据学者亦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其精勤和数年的积累使他对古代典籍烂熟于心而融会贯通，从而能对古代政治事件、疆域、民族、官制、刑制、兵制等诸多历史问题加以严密考证，纠正了前人的许多看法而提出诸多独创见解。比如，他指出“后人……都以为刑是衰世之物，到了衰世才有的，这种观念，于法律的起源，实在大相违背”。他通过广泛考证《礼记》、《周礼》、《尚书》、《左传》、《公羊传》、《白虎通》、《管子》、《韩非子》等诸多典籍所记载相关内容后，认为上古时期礼就是法，“因为违犯了，就要有制裁的”，而当时法律掌握在乡官手里，与后世地方行政官监管司法正是一样的，至于所用的刑罚，最早的是“五刑”[5]122-124。再如，他考证秦以前的兵制，认为后人所持“兵农合一”、“全国皆兵”的观念是一种误解。其通过比对大量典籍的记载，指出“兵农合一，不但春秋以后不然；就西周以前，也并没这一回事”[5]120，考证颇为详尽。其他如考证政治事件、教育和选举等都基于参考大量典籍的基础上，广参互证，追根究源，常能发前人所未发。而且，对于其所景仰的梁启超的观点，他亦不盲从，而是以追求历史真相的态度勇敢地与其辩论。1923年梁启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认为阴阳五行说起于战国时代燕齐方士，由邹衍首先传播。吕思勉认为此说颇伤武断，因而第一个撰文反驳，写成《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发表于《东方杂志》第二十卷二十号，读者可比较观之。此外，他还是《古史辨》第七册的领衔主编。童书业在该书序言中说：“这册《古史辨》在上海出版，也得到许多意外的助力，如史学家前辈吕诚之(思勉)帮助我们的地方实在不少，使我们的工作大为增光……他的讨论古史方面的著作虽然不多，却篇篇沉着深锐，超出并时人研究之上。”[10]而顾颉刚对这册的评价是：“这一册的文章讨论得最细，内容也最充实，是十余年来对古史传说批判的一个大结集。”[11]
吕思勉先生《白话本国史》全书考证内容甚多，且方法精良、论证严密，又主编《古史辨》第七册，无怪乎有学者将其划归为古史辨派②。然而，此一定位实未能抓住吕思勉的学术思想主旨。吕氏虽然精于考证，但考证实非其目的，而只是探究历史进化和社会情状的必要手段。他认为：“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12]412又说：“今日史家，异于往昔者，有一语焉。曰：求情状，非求事实。”[6]54而且，其考证既不像乾嘉考据学家那样有疑则考而流于繁琐，又不同于古史辨派由疑古而考信的治学路数，因为其最终目的是要探究历史演进大势、分析因果、反映社会情状，因而其所考证的问题都是其认为关乎历史前进的关键性问题，从不纠缠无关大局的琐碎史实。比如，在考证禹都问题时，牵涉到阳城是在今河南登封还是禹县时，他认为“古代的事情，都不过传得一个大略；都邑之类亦然，不过大略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区区计较于数十百里之间，实在是白费心血的，所以阳城到底在登封，还在禹县，这个问题，暂可不必较量”[5]42。在他的著作中，虽然有大量的考证性内容，但却统摄于新史学的治学旨趣，考证是为了在最大程度保证史事的真实，从而为探究历史进程奠定坚实的基础，故实非其主旨所在。
(三)对中国历史的宏观把握和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的高超史料剪裁本领。
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时间和空间跨度巨大，史料汗牛充栋，问题多如牛毛，如何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进行恰当剪裁，如何抓住主要问题进行论述，就成为通史编纂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这要求史家具备渊博的知识、高明的史识、宏观的把握能力和高超的史料剪裁本领。对此，吕思勉不仅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说：“全书区区三十余万言，于历史上的重要事实，自然不能完具。但其详略之间，颇有斟酌。大抵众所共知之事从略，不甚经见之事较详，有关特别考证之处最详。”[5]序例史料的剪裁和史实的拣择是由其编纂主旨统领的，他在进行史料爬梳和问题提炼时立足于反映中国历史演进大势和社会整体情状，拣出每个历史时期最重要的史事和最能反映社会情形的问题加以论述，而且做到详略有度。因而，他能挖掘出被别人忽视的问题而加以详细地考证论述，比如他揭示出外戚势力是汉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以门阀势力的兴废作为南北朝到唐朝之间的重要变迁之一，等等。他时刻注意编纂通史与专门史的区别，只作大略概述，而不做详尽分析，比如，他在记述战国以前学术变迁时明确指出：“以上所论，战国以前学术界的大略情形，可以窥见了。至于详论他的分歧变迁、是非得失，这是专门研究学术史的事，不是普通历史里讲的尽的，所以只好略而不具。”[5]162
此外，他亦特别重视对民族、疆域和中外关系的记载和论述。比如，他强调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故而不仅考究汉族的由来，而且对上古时期的獯粥、东胡、貉、氐羌、粤、濮等族都进行了描述，对于每个时期与当时王朝发生关联的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藏族等都予以记载。同时，对于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同样称“朝”，设置独立的章节叙述辽、金等的兴亡，而且论述这一时期的典章制度和社会情形时命名为“宋辽金元四朝的政治和社会”，将少数民族政权放到与汉族政权同等的地位加以论述，不仅是一种体例的创新，更是其深邃眼光和高明见识的反映。同时，他也相当重视对古代疆域和中外关系的探讨，如设置“古代的疆域”、“唐朝和朝鲜日本的关系”、“从魏晋到唐中国和南洋的关系”等诸多章节，不再一一繁举。这不仅是其编纂主旨和治学旨趣的体现，而且与其学术经历亦颇有关联。其曾回忆说：“当中日战时，我已读过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并翻阅过魏默深的《海国图志》……是年，始得邹沅帆的《五洲列国图》，读日本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蔡尔康所译《泰西新史揽要》，及王韬的《普法战纪》；黄公度的《日本国志》则读而未完，是为我略知世界史之始。”[12]407-408“年二十一岁，同邑屠敬山(寄)先生在读书阅报社讲元史，我亦曾往听，先生为元史专家，考据极精细，我后来好谈民族问题，导源于此。”[12]410这正是其具备世界眼光和重视民族、疆域问题的学术思想源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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