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吕著中国通史》：通史编纂的全新尝试
《吕著中国通史》是吕思勉继《白话本国史》之后又一部通史著作，成书于1939年，分上下两册，由上海开明书店分别于1940年、1944年出版，其间由于战争原因间隔了4年。这部书是他在抗战期间，上海成为“孤岛”时，为大学编写的教本。通史的编纂是非常不容易的，吕思勉却以一人之力完成两部中国通史，第二部更是在抗战期间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完成，其用力之勤由此可见一斑。顾颉刚亦给予高度评价：“吕先生近著尚有《中国通史》二册，其体裁很是别致，上册分类专述文化现象，下册则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叙述中兼有议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4]77这部通史相较前部从体裁体例到内容都取得不小的突破，是对通史编纂的一次全新尝试，其特点和成就最显著者有三：
(一)汲取传统历史编纂营养，极富创造性地进行史书体裁的革新。
中国传统史学孕育创造了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典志体等丰富多样的体裁，为史书的编纂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步入20世纪以后，由西方传入的章节体以其贯通性、结构灵活性和叙事完整性逐渐成为最普遍、最流行的体裁。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亦是采用这一体裁，以时代为序，以事件设章立节，先叙历史大事，次及典章制度、宗教文化等，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通史之一。当大多数史家无一例外地采用章节体编纂史书时，吕思勉却又在汲取前人编纂营养的基础上，大胆地进行了史书体裁的革新和尝试。《吕著中国通史》以上下两册的形式将中国历史分成两大板块，上册以专题形式分述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和学术宗教等文化现象，下册则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上册18章，下册36章，章下不设节。这一体裁的创新之处在于其吸收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的优点而成功糅合于一体，以贯彻和体现著者力求反映历史的通贯性和社会的整体性的编纂思想，使读者既能对婚姻、族制、官制、兵制、学术等社会文化现象有一个全面而又贯通的了解，从而对中国社会形成整体认识，又能通过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把握历史发展的大势。
他之所以创造这种新式体裁，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1938年，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最初以中国文化史为必修科目，后改为通史，而注明须注重于文化。吕思勉认为当时流行的通史著作，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而又长期从事历史教育和研究的学者，他敏锐地指出当时“从中学到大学，永远是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的，将各时代的事情，复述一遍，虽然详略不同，而看法失之单纯，亦难于引起兴趣”，所以他“变换一个方法，上册先依文化的项目，把历代的情形，加以叙述”，下册则“依据时代，略述历代的盛衰”，如此，读者在读下册时，“对于历代的社会状况，先已略有所知，则涉及时措辞可以从略，不至有头绪纷繁之苦；而于历代盛衰的原因，亦更易于明瞭了”[13]299。事实上，他将中国历史分为两大板块的创造灵感，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马端临的启发。《文献通考·序》把历史上的事实，分为理乱兴亡和典章经制两大类，吕氏认为，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只是他又指出：“史实确乎不外这两大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须知文化的范围，广大无边。”[13]绪论因此，其通史著作从内容上讲已经远远超出马氏所论范围，但两大板块的灵感确导源于此。而且，早在编写《白话本国史》时他就指出，纪传体中的纪、传是记载前一类事实，志是记载后一类事实；而“编年体最便于‘通览一时代的大势’；纪事本末体，最便于‘钩稽一事的始末’；典章制度一类的事实，尤贵乎‘观其会通’”[5]绪论。所以，他的独创体裁是在充分吸收传统体裁优点，依其编纂主旨加以糅合创造而成的。其目的是要反映历史演进大势和社会情状，因而他没有采取纪传的形式，而是将关键历史人物的事迹融合于历史大势的叙述中，而继承发挥纪事本末体的优势；同时，他又注意吸收编年体的通贯优点以克服纪事之间互不统属的弊端；再继承并发展典志体的特点以记载叙述各种文化现象的变迁。③因此，他的这一体裁既有极强的通贯性，又有包举社会文化诸端的广阔性。
此外，他采取这种体裁编纂中国通史，实有其现实寄托。他说：“我这一部书，取材颇经拣择，说明亦力求显豁。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13]绪论其在全书最后更是鼓舞国人应有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并引梁启超所译拜伦的诗作为结尾：“马拉顿前啊！山容飘渺。马拉顿后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13]466一个史家的强烈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怀跃然纸上！
(二)秉承新史学旨趣的同时逐渐服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加以熟练运用。
吕思勉是新史学的承继者和实践者，以进化论为指导，探讨历史演进大势和反映社会情状的编纂主旨也贯穿于其一生的史书编撰中，这部著作所采用的新式体裁实际上更鲜明地体现出这一主旨。而且，其在上册所开列的文化诸专题，实为继承梁启超的通史编纂构想，将梁氏所拟定通史目录与吕氏目录相比对，自然可明，只是吕氏目录为切合大学通史教材的实用性而更为简练。④同时，在社会生活内容上，较《白话本国史》而言，他增添了衣食、住行两章，以更好地达到新史学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要求。比如，他通过考证《诗经》、《礼记》、《孟子》等古代典籍的记载，认为“古人主要的食料有三种：(一)在较寒冷或多山林的地方，从事于猎，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二)在气候炎热、植物茂盛的地方，则食草木之实……(三)在河湖的近旁则食鱼。”又指出，“烹调方法的进步，也是食物进化中一种重要的现象。其根本，由于发明用火”[13]202-204。其重在记述古代社会衣食住行的变迁并注意分析其原因，从而使读者可对古代人民的生活状况演进有一基本的了解。
此外，他在秉承新史学旨趣的同时，学术思想也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前进，其表现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逐渐服膺。前文曾提及他很早就曾对马克思主义予以关注并已受到其影响，而在编著《吕著中国通史》时已经对此学说深为服膺，并熟练运用到观察和分析历史问题中。他曾回忆说：“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予即略有接触，但未深究。年四十七，偶与在苏州之旧同学马精武君会晤，马君劝予读马列主义之书，尔乃读之稍多。于此主义，深为服膺。”[2]440后来，他还曾在《再示荣女》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圣哉马克思，观变识终始。”[14]当然，其所谓服膺是有所偏重的，最主要表现在探讨历史因果时注重经济基础并视其为社会变迁的根本因素。他曾说：“讲学问固不宜预设成见，然亦有种重要的观念，在治此学以前，不可不先知道的，否则就茫无把握了……其中第一紧要的，是要知道史事是进化的……第二，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如此，则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15]31-32因此，在其著作中讲述经济发展的内容占有不少篇幅，同时，他又将其视为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因素。比如，他在考究中国古代族制变迁时，指出由于生产的转变，财产和权力都转入男子手中，于是社会组织由母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时代。而氏族的崩溃也同样是由于经济的变迁，他指出“社会组织的变化，经济实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精密，人们之间交流越来越密切，私有财产也渐次而兴，“于是氏族崩溃，家庭代之而兴”，而且“数千年以来，社会的生活情形，未曾大变，所以此种组织，迄亦未曾改变”。所以，他得出结论：“族制的变迁，实以生活为其背景；而生活的变迁，则以经济为其最重要的原因。因为经济是最广泛，和社会上个个人都有关系，而且其关系，是永远持续，无时间断的。”[13]28-31此外，他还注意运用辩证法分析中国学术的演变，此读者参阅“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一章即可自明，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三)以敏锐的时代洞察力和独到的学术眼光在史书编撰中广泛鉴纳多学科知识。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史学应广泛吸取社会学、地质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伦理学、逻辑学、天文学等学科的成就与方法，对历史进行专题研究，以全面揭示历史发展的根本大势[16]。作为新史学的承继者，吕思勉亦非常重视吸收鉴纳多学科知识以服务于史书的编撰。他说：“现在要想研究历史，其第一个条件，就是对于各种科学，先得要有一个常识。治史学的人，往往以为社会科学是紧要的，自然科学则不甚重要，实亦不然。有许多道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相通的。如演变的观念，若不知道生物学，就不能知道得真确。又如治历史，要追溯到先史时代，则史家对于地质学，岂能茫无所知？……所以治史学的人，对于现代的科学，都不能不略知大概。”[15]29而且，他认为史家最应该注意的是社会学、考古学、地理学和文学，其中尤以社会学最为重要。他指出：“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社会的方面很多，从事于观察的，便是各种社会科学。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史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后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尤其是社会学。”[12]412他这部书即是借鉴了各种学科知识而以社会学为主，主要反映在其对社会文化现象的论述中，而尤以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实业、货币、衣食住行等章为明显。而且，与当时很多人不同，他不是生搬硬套社会学理论，而是细心领会其观察视角和思想方法的优点，再通过爬梳古代典籍而反观中国事实，运用存乎一心，了无痕迹，因而往往能够得出带有真理性的认识。比如，他指出，“两个社会相遇，武力或以进化较浅的社会为优强，组织必以进化较深的社会为坚凝。所以在军事上，或者进化较深的社会，反为进化较浅的社会所征服，在文化上，则总是进化较浅的社会，为进化较深的社会所同化的”[13]76，因而中国古代文化落后的部族往往被文化先进的中原所同化，而后者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则得以保存和延续。像这样的精彩议论和分析，几乎贯穿于全书中，而且皆能以流畅简练的文字表达出来，毫无机械之感，亦可见其社会学功力的深厚，无怪乎有学者称其为“开拓中国社会史方向的先驱者”[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