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不仅关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还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包括环境、生态和生物进程对跨区域、跨大洋甚至是全球的影响。学者们之所以关注这样一个领域，其原因在于，人类并不是全然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推动历史的发展，而是处于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并受到自然环境的约束。人类的活动确实改变了自然环境，但是环境也经常会令人类大吃一惊。在《人鼠之间：太平洋群岛的简要环境史》一文中，J.R.麦克尼尔提供了许多具体的、令人震惊的材料。在太平洋环境发展史上，贯穿整个大洋的人类交通和交往的突然兴隆和暂时停歇是环境变迁的主要支配因素，其中技术因素尤为重要，因此可以从技术角度把自人类登上太平洋这个舞台之后的环境史分为三个时期：桨叉驾船时期、帆船时期和汽船时期。在每个阶段，交通的进步，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以及某种程度上与殖民帝国的政治联系和战争等推动力量给本地微生物和社会带来诸多不幸的后果。(15)历史发展到今天，环境问题是人类不得不面对、不得不解决的难题。全球史在这方面的研究能够提供给我们诸多的经验和教训。其实，按笔者理解，戴维·克里斯蒂安之所以倡导并身体力行地讲授150亿年的“大历史”(16)，重要目的在于提醒今天的人们，人类的历史只是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瞬，不可把人类的积极作用无限放大，应当充分认识到人类的出现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在生物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五次生物大消亡，最后一次是6500万年前的恐龙大灭绝，带来了哺乳动物的兴盛和人类的出现。自从人类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个阶段是人类对大型哺乳动物的屠杀；第二个阶段是人类相互间的残杀；第三个阶段是工业革命以来对自然环境的持续破坏，其间造成了许多哺乳动物的迅速灭绝。除非人类通过行为的进化改变其自私性和侵略性，否则包括人类在内的大型哺乳动物将无可挽回地走向第六次大灭绝。在人类的整体灭绝危机面前，没有谁能够逃脱。所以，人类整体的携手合作，已经不容任何偏见和狭隘感情阻隔其间，每个个体（个人、集团）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置于整体的存在和发展之中去考虑和谋求。
写到这里，笔者认为有必要顺便提及历史学的现状、历史学的社会价值等问题。自19世纪专业历史学诞生以来，历史学家致力于历史的实证研究，倾注了大量精力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在历史学科中，像在任何其他学科一样，如果想理解细节的含义、理解它们是如何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就必须有超越细节的眼光。如果要搞清历史中任何一个部分的来龙去脉，就需要构建大的图景。遗憾的是，历史学家如此全神贯注于微观研究，往往忽视了构建这些大的历史图景。事实上，很多历史学家存心忽视宏观概括的工作，相信当积累足够事实的时候，事实就不言而喻了，却忘记了只有我们可以给“事实”以声音。历史研究的这种片面方法导致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一个拥有大量信息但研究领域零碎、狭隘的学科。早在20世纪80年代，威廉·麦克尼尔就曾予以严厉的批评，“除了我们之外，谁会真正关注我们的学术期刊与著作中那些细枝末节？”“我们做的事情没有人在乎，凭什么希望得到回报呢？为什么学生要听我们的？为什么其他人要听我们的？”(17)在此有必要强调，笔者无意贬低民族国家史、专门史的重要性，只是希望人们能够给予全球史研究应有的重视。
三
全球史一定要以全球为研究单位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全球史不总是，甚至不经常是把全球作为其分析单位。倘若是，全球史研究就会停留于不着边际的推论的层面上，历史进程中个体的作用将很难得到承认。那么，全球史研究到底应该如何选题？全球史研究的课题在研究范围、研究思路上有什么特征呢？杰里·本特利在《新世界史》一文中评述了全球史的一些学术研究课题近年来的进展情况，其中包括全球史理论、跨文化贸易、物种传播与交流、文化碰撞与交流、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移民和离散社群，等等。(18)刘新成在《在互动中构建世界历史》一文中指出，全球史的核心理念是互动，全球史研究就是“大范围的互动研究”。在认真梳理全球史研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他列出了全球史学者表达“互动模式”的八种方式：1.阐述不同人群“相遇”之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和双向性；2.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或“共生圈”；3.论述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4.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5.“地方史全球化”；6.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研究；7.生态史、环境史研究；8.探讨互动规律与归宿。(19)笔者认为，这一概括已非常全面，如果认真思考和理解，对全球史真正感兴趣并有志于全球史研究的读者应当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
为了加深对诸多互动模式的理解，笔者对其中几种“互动模式”予以进一步的说明。
不同人群、不同文化的“相遇”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伴随“相遇”而产生的影响是相互的、直接的。历史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来者的接触而引发的，因为接触之后的借鉴往往引发一些约定俗成的惯例的调整，即使拒绝借鉴也会引发同样的后果，因为只有变革自身才能抵御外来的影响。因此，全球史的从业者应该尤为关注不同文明彼此接触的史实，或者说对此保持高度的敏感。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强调单方面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对近代殖民主义的研究。其实，殖民地对西方殖民者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仅举一例。最初在南亚次大陆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官员认为，接受定期洗澡和用洗发剂洗头以及其他当地的习惯也许可以冲淡他们身上的商人气息，更像印度高种姓的成员，从而使他们看起来更适合统治者或廷臣的职位。后来，这些习惯传回英国，成为英国的时尚。然而久而久之，这些卫生习惯的婆罗门起源被英国人全然忘记了，却摇身一变成为西方声称要输出的“文明”的标志。(20)除了影响的双向性，笔者还想强调全球史学者所关注的影响的直接性。全球史学者认为，说A地的某种文化、某种思想或某种态势对B地产生了影响，应当有直接的证据，应当说明是如何传播的、如何影响的，或者说应当把影响得以发生的链条构建起来。比如，要研究英国“价格革命”的原因，仅仅提到美洲白银流入欧洲这一背景是不够的，应当具体分析美洲白银是如何流入英国，它与价格曲线的波动具体是什么关系，有没有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说到这里，就该回答中国学者所普遍关心的问题了：我们讲中国史很多时候也会讲“国际背景”，全球史到底高明在何处呢？笔者认为，我们通常所讲的“国际背景”与具体历史事件之间很多时候是“两张皮”，其间的联系是想象的、推断的，而全球史所构建的联系不仅是直接的，而且是双向的。
如前所述，历史上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共生圈”或互动区是全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突出表现在威廉·麦克尼尔对1500年之前欧亚非“共生圈”的研究；K.N.朝德哈利(K.N.Chaudhuri)在《印度洋的贸易与文明：从伊斯兰教的兴起到1750年的经济史》、《贸易与文明》、《欧洲之前的亚洲》等著作中对于8-15世纪以穆斯林商人为核心的“环印度洋贸易网络”的研究；菲利普·科廷(Philip D.Curtin)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一次人口统计》、《种植园经济的兴起和衰落：大西洋历史论文集》等著作中对于包括欧洲、非洲、美洲在内的大西洋沿岸一体化进程的研究；等等。这种研究与一般的区域研究有何区别与联系呢？在美国，区域研究方法最早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国家战略需要发展起来的，所研究的是一个个孤立、封闭的地区，所强调的是在其自身的语境中，用“土生土长”的范畴来理解非西方文化。斯塔夫里阿诺斯曾对此提出了批判，认为它像西方中心论一样狭隘。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进展，许多在自己领域经受严格训练的区域研究专家却变成了全球史学者。原因在于，一方面他们放弃了传统的研究领域，开始参加非传统的、非“文明史”的区域研究项目（威斯康星的热带社会研究项目，地中海、大西洋或印度洋研究，等等），这是一些充满内、外互动的“互动区”；另一方面，他们借用一些外来范畴从事研究，使不同领域学者间的对话、不同领域的比较成为可能。最初，这种“互动区”的研究过多地关注经济、贸易方面，可以相信，对于“互动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全方位研究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全球史研究关注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创造发明、某个发现甚至某种文化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连锁反应。最典型的个案是近代早期秘鲁、墨西哥和日本的白银开采对欧洲、南亚和中国经济的影响。林达·沙佛尔的《南方化》一文提供了又一个典型的个案。南方化是一个起源于亚洲南部而后传播到全球其他地区的多层次的进程，包括数学的发展，热带和亚热带香料的生产和销售，新商路的开拓，糖、棉花等南方作物的种植、加工和销售，等等。公元5世纪，南方化在亚洲南部全面展开，也是从那时开始传播到中国。8世纪，南方化开始在穆斯林哈里发的土地上传播。阿拉伯人把许多在印度培植和改良的重要农作物传播到了中东、北非和伊斯兰化的西班牙，其中最重要的是甘蔗、棉花和柑橘类水果。在阿拉伯人的努力下，印度数学沿着与农作物相同的路线来到了伊斯兰世界。花剌子密在撰写于公元825年左右的《印度计数算法》中把印度数学介绍给了阿拉伯语世界。1200年以后，随着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征服，南方化开始对信仰基督教的地中海地区形成冲击。甘蔗和棉花在地中海岛屿普遍种植。比萨的利奥纳多·斐波纳契（约1170-1250年）的《珠算原理》把印度数字和数学介绍到意大利的商业中心后，它们使13世纪的西欧变得重要起来。欧洲西北部的崛起，始于那些不局限于地理限制的南方化要素在这些地区的移植。但是，由于离赤道太远，西北欧人不能在所有方面都实现南方化。西北欧的完全南方化以及我们今天与西北欧联系在一起的那些财富，仅仅发生在他们公然控制了热带和亚热带的领土并绕过非洲参与了南洋贸易之后。在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海岸地区，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占领土地，第一次成为蔗糖和棉花的生产者。在东印度，荷兰人夺取葡萄牙在马六甲的贸易站，并于1621年征服班达群岛，从而完全控制了优质香料的供应。没有这些南方的财富，那些欧洲更北部的地区没有能力完全参与南方化进程。分析至此，作者得出结论，一方面，我们不能低估本土发展在西北欧崛起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同样也应该强调，在西方崛起的过程中许多非常重要的起因在欧洲范围内是无法找到的。不如说，这是西欧与东半球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欧洲的兴起仅仅是在13世纪的东半球大重组推动了南方化之后才发生的，而西北欧在得到南方化的利益之后才开始崛起。因此，北大西洋国家的崛起不能被过于简单化，以至于被看做是一个孤立的、无与伦比的、只能植根于希腊以西的欧洲现象。我们应该把它描绘成一个在半球范围内展开的进程的一部分。(21)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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